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3－0106－06 当下，文艺学在现实层面面临边缘化的尴尬境遇，其学科身份和理论范式遭遇“合法性危机”，文艺学范式的重构势所必然。从现实境遇看，一元中心论的范式已被彻底解构，人们对文艺学何为的洞识越来越多元，从审美、意识形态到文化，从形象、情感到语言形式，从文学的本质主义到关系主义，已形成多视角、多维度观照、研究与批评的新格局。在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的语境下，范式重构背后的文化意味值得深入探究。 一 大众文化的崛起打破了文学的自主性“神话”，把各种大众文化纳入文艺学研究领域自在情理之中，此即为所谓的“扩容”或“越界”，由此催生了文学理论的范式转型。既有的研究范式不再有效，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愈益替代文学研究。多视角的切入、边缘性文学力量的生长使既有的文艺学范式捉襟见肘，那种一统天下的一元论范式的局限性日益凸显，进一步使文学理论遭遇困境。 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审美泛化、文学性蔓延，改写了审美文化版图①。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现象，正是当下文化境遇的真实写照。这里的“王谢”指的是高雅文化、精英文化，而“寻常百姓”指的并非草根阶层的底层民众，而是指在经济大潮中崛起的新富阶层。这就是当下的文化现实。市场经济的确立、新富阶层的崛起及其强力的示范效应，改写了当前的文化格局，使大众文化异军突起，占据了消费社会的主导地位，重塑了社会公共文化空间。在商业利益原则主宰下，生活空间的审美化和艺术空间的生活化正成为发达地区特别是大都市的现实景观，这种审美泛化日益侵蚀着以往的传统艺术空间，生成一种扩张的抑或霸权的文化空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扩张的文化空间借助高科技特别是传媒的力量，正在加速鲸吞着人们的文化时间，使人们沉溺于无时间的“拟象”中。对于这种文化现实，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但在作出理论选择和价值评判以及拓展研究空间之际，文艺学的研究范式势必作出符合新语境的调适。 其实，面对复杂变幻的文学现实，文学研究的跨文化、跨学科化是一种必然。“走向文化研究，走向读图时尚，走向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保持文学理论一直就具有的文化先锋角色的必然要求。”[1]“然而问题在于，文化研究仍然不具有美学的维度，‘不以时代历史境遇中主体问题、语言问题的复杂性为自己的主要关切’，从而不能将美学问题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如‘莎士比亚的剧本很可能因为对非西方族裔的歧视性描述而被贬斥，而另外一些歌颂黑人的拙笨文本反而会受特别表彰’。这一点，对我们构成了深切的困扰。”[2]人们普遍感到文化研究在凸显平等意识时，缺乏一种深刻的批判意识和人文价值评判。用“文化”来整合不同形态的文论话语究竟有多大理论穿透力？“文化”几乎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包，用它作为核心概念进行学术研究，免不了失之空疏、空泛、空洞。已在西方走过几十年历程的文化研究表明，一向被很多中国学者看好的文化研究不是包治百病的万灵药，它并不能拯救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危机”，它甚至在一些基本问题上都出现偏差，如对审美化的片面理解，对影像魅力的盲目崇拜以及对现实生活的误认等[3]。纵观国内学界，文化研究的大部分精力用在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这已被当下强势消费群体追逐的审美诉求上，通过张扬欲望和身体进而消解文艺的审美属性或经典美学原则，则进一步助长了社会的物欲倾向，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张目，甚至为海外文化霸权的侵蚀开道，其负面价值不容忽视。不加批判地把“文化研究”视为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可以说是一种意识错位和思想误读，不仅与本真的文艺理论的人文价值取向、批判品格及其现实关怀存在相当距离，最终还会使文艺理论迷失于“文化研究”的话语游戏中。在我看来，文学研究要有边界意识，即使扩容了的文艺学也仍有其界域，文艺学范式的重构是为了回到文学现实，回到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域，回到基础原理，回到问题发生的语境。 文艺学通过范式转换旨在更好地切近当前愈益复杂的文学现实和文学对象。文学理论的新范式既不能是固守本质主义的狭隘化，也不可能是无所不包的泛化。当前正在进行中的范式转换既是对坚持文艺审美自律论的突破，也是对文学的文化研究过泛的反思，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折中和调和，而是在一种承续、坚守和借鉴基础上的创造性生成。如若过于强调固守“文学性”范式则易于封闭、萎缩而失去鲜活性；而过于泛化发挥“文学场”之效应，则易使范式膨胀到不恰当的地步，而忘记文学的第一要义，久之则会导致文学理论的解体。文艺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既应守护其“文学性”的审美品格，也要依托“文学场”的文化资源，直面文学研究在跨学科、跨文化语境中的困境及其“理论旅行”，积极涵养多元对话的“复调意识”，拥有开放胸襟的全球视野和本土关怀，打破僵化的思维定式，在一种动态的人文学的学术生态平衡中寻求适当的定位。 文艺学新范式要具备与各种文艺新思潮对话的能力，具有探寻各种文艺问题的根源意识，同时从方法论上研究当代文艺的难点和疑点问题，关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知识境况与文艺生产，为人的全面发展和文化建设提供文艺学层面的支撑。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它首先要具备后现代意识。后现代思潮虽说20世纪80年代已进入文论界，但它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则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它作为一种解构力量曾风光无限，尤其在思想转型期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法国当代思想家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知识状态是那种以单一标准去裁定所有差异也统一所有话语的“元叙事”的瓦解，“后现代知识不是权威的一种工具，它提炼对于差异性的敏感，并且强化我们容忍那些无共同尺度标准而无法比较的事物的能力”[4](P26)。因其解构价值，后现代思潮不断走向学科深处，在诸多学科和思潮中都可以瞥见它的影子。也有学者（例如大卫·格里芬等“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提出，后现代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对现代性精神的一种反思和清理，其目的是要重建现代性。或许正如鲍曼所言：“后现代性就是与其不可能性达成妥协的现代性：是一种自我监控的现代性，它有意抛弃那些曾不自觉地做过的事情。”[5](P272)在中国语境中，一种“混杂”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后现代已然成为转换中的文艺学范式的一个视角。 文艺学新范式还应有自我反思的视角。在当今范式转换的时代，理论的展开就内含某种构成性的反思关系，通过理论内部的反思性批判，后出之理论总是对此前的理论进行抵制，只有在反思性基础上才有新理论展开的可能性，这是理论构造自身的动力和合法性所在。诚如德曼所言，“文学理论的真正症结，不在于同论敌的论争，而在于同自己的方法论上种种假设和可能性的论争”[6](P104)。就是说，抵制不仅发生在理论内部各种不同的理论话语之间，而且还有理论话语本身如何克服和抵制自己的元理论设置的那些前提、逻辑和范式的斗争。这一切之可能在于如何使理论保持在“思”的高度而不下坠为人云亦云的意见。文艺学作为人类诗意思维的一种方式具有不可置疑的合法性，它在根本上关乎人的诗意栖居和如何才能诗意地栖居，换言之，它是人的本质生成尤其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文艺学只要有思的能力，它就不会终结。海德格尔以思之强力通过“返回”又带向前的步伐重新唤回“思”，思在他看来是一门手艺，它与手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手所能具有的本质是一会言说、会思的本质，并能在活动中把它体现在手的劳作上[7](P1218)。这意味着只有回到物之物化、世界世界化的原初境域，回到当下生成的劳作中，才能展开对时代、技术、人、诗、文学等的运思。文艺学走出困境就必须回到现实中，在吸收异质文论的同时，保持“思”的文化品性，保持追问的品格，能够对当下问题进行思考和审美评判，又不失人文价值向度。文艺学新范式凸显了自身的反思性特征。也就是文学研究不仅要研究文学，也要研究文学研究自身，换句话说，借助“新的视觉装置”不仅可以看见对象，也可以看见“看”本身。这种“新的视觉装置”就是凸显差异性的后理论。所谓“后理论”在麦奎连等人看来就是一种思维状态，亦即发现自身处于一个不断地被延宕的状态，处在一种反思位置上的思想体验[8](xv)。后理论作为一种反思性理论的探索必然坚持对意义、价值等的追问，从而把某些无关痛痒的琐屑问题剔除，使许多重要的问题重新进入视野。那些被大理论和文化研究所遮蔽的大问题，反倒可以在后理论视野中凸显出来，甚至在反思性基础上出现审美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