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文艺理论的创新，但实践上只是以引进西方现代文论来代替我们自己的创造。从上世纪90年代盛行的“纯艺术”到当今流传的“审美日常生活化”都是这样。由于这些理论都不是从我国实际出发而是照搬西方的，所以尽管轰动一时，但却很难在我国扎下根来，以致许多文艺理论工作者一直被潮流裹挟着而始终没有找到理论创新的正确途径，也就少有自己真正的创新成果面世。 什么是文艺理论创新的正确途径？我认为主要有这样两条：一、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来看，是从回答当前现实中所提出来的问题而求得理论自身的发展。因为现实的问题都是新的，是以前未曾遇到过的，所以要回答和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就需要我们自己去思考、去探索、去寻求答案。那么，当今我们文艺理论研究中遇到的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就如同大家平常所谈的：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以来，我国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人的精神生活并没有与之同步前进；从某种意义上说，反不及以前物质生活贫乏的年代来得充盈，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三管齐下，把人推向物欲的深渊，以致许多人的思想空间除了个人的物质利益之外已经完全丧失了形上的情怀。与之同时，文艺也被完全纳入到商业的轨道，在许多人、包括某些部门的领导眼中，收视率、票房价值、发行量等等已成了衡量文艺价值唯一的标准，以致低俗的、庸俗的、恶俗的文化垃圾大肆泛滥，腐蚀人的心灵。人除了物质生活之外还要不要精神生活？文艺作品除了给人感官的愉悦、情绪的宣泄，还要不要有所精神承担？……这些问题在当今就十分尖锐地摆在每个文艺理论工作者的面前。这是不可能完全靠引进西方文论、或通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来回答的，而只有靠我们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来解决。当然，由于各人的价值观念和知识结构的不同，对于这些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回答，会产生理论上的分歧和论争，但这正是明辨是非、彰显真理的最佳途径，是推动理论创新的最好契机。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谈得比较多，也很容易理解，这里就不多谈了。二、从理论自身发展的规律来看，要通过思维方式的变革来求得理论自身的发展。思维方式就是看待问题、思考问题的方式。它与思想观念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就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反过来，若是看待问题、思考问题的方式变了，我们的思想观念以及对问题的理解与得出的结论也必然会随之改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导言》中都谈到：近代科学长期以来被一种僵化的自然观统治着，是康德的“星云团学说”，把“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渐进中逐渐生成的东西”；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变化，成了19世纪科学“继续进步的起点”，并为后来大量进一步的发现所证明，而“最后获得了胜利”①，从而推进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这论述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这个问题学界似乎关注得较少，我想在这里着重的来谈一谈。 思维方式作为文化的产物，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既有民族的差别又有时代的差别，它集中地体现在一个时代和民族的哲学思想之中。由于我国古代长期处于封建社会，思想发展比较缓慢，所以要说明思维方式的时代特点，我们还得以西方哲学思想史为例。就西方两千五百余年的哲学发展历程来看，从古代的“本体论”到近代的“认识论”，再到现、当代的“存在论”的发展历程，就是由于人的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个体意识不断提高而导致思维方式不断变化的结果。因为古代本体论提出研究的是客观世界的终极存在和依据，它要求回答的是“世界是什么”，对于认识主体还没给予应有的重视；而近代认识论哲学变“世界是什么”为“我怎么认识世界”，这就把认识主体的作用凸显出来，认为认识活动不是直观的，它必须经过主体认识结构的整合和同化，人们看到了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怎么看。这说明认识是离不开主体的思维活动的。而现、当代流传的存在论哲学又从认识论回到本体论，但这“本体”已不同于古代的自然本体，而是人的生存本体。这不仅使近代认识论哲学中人的因素在存在论哲学中得到进一步的实现，而且变认识论哲学中抽象的、社会认识主体为具体的、个别的生存主体。这些思维方式的变化，使得许多问题在哲学中都得到重估。如对于感性、个别性、偶然性的问题，古代本体论由于探讨的是世界的本原和始基，把一切现象世界的东西都看作流逝、变动的，视为“非存在”的予以否定。近代认识论在对知识的理解上是继承古代的，带有明显的理性至上主义的特点，因而同样存在着以一般来否定个别、以理性来否定感性、以必然性来否定偶然性的倾向。现、当代存在论哲学由于把人看作是个别的、具体的人，这样，感性、个别性、偶然性、非理性层面的东西才开始得到认可。当然，这里也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存在着以感性、个别性、偶然性来排斥和否定理性、普遍性、必然性的倾向，这种片面性我相信一定会随着哲学的发展得到克服的。因为从哲学的历史来看，它走的就是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人类的思想发展的道路是漫长的、是永无止境的，任何一种理论，哪怕它达到很高的成就，从整个思想历程来看，都只能说是“在途中”，而不可能是它的终点。 西方哲学史上这种思维方式的发展和变化都在西方文艺理论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想象”为例：由于古代哲学要回答的主要是世界是什么，对人的认识活动尚不重视，所以对于想象还少有研究，理解也十分肤浅，它被亚里多德说成只是“衰退了的感觉”予以贬谪。近代认识论由于把哲学的重心转向“我”怎样认识世界，而认识活动不是单凭经验归纳和逻辑演绎进行，而是离不开通过想象去推测的。这才使得人们对想象的问题有了较多的关注。但由于想象是一种表象运动，是通过对知觉表象的改造、重组来创造新表象的心理过程，这新表象虽然体现了一定的认识的成果，但毕竟始终未能脱离知觉表象。那么，它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它对于认识世界的作用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对此，理性主义哲学和经验主义哲学就作出了两种不同的评价：理性主义在认识问题上从一般、“天赋观念”出发，看重的是演绎法，所以认为不仅对于事物的本质，“即使是形体，真正说来，也不是为感官或想象力所认识，而只能为理智所认识；它们之被认识，并不是由于看见或摸到了，而只是由于被思想所理解或了解了；这样，我们就很明白地看到，对于我来说，没有一件东西比我们心灵更容易认识了”②。根据这一认识，理性主义就把想象看作是“人性中欺骗的部分，是错误和虚诳的女主人”③ 来加以否定。经验主义强调认识从个别、感觉经验出发，看重的是归纳法。这样，在认识过程中人的知觉表象和表象的运动才开始得到肯定，如培根针对柏拉图的“洞喻”中把理性比作在黑暗中照亮事物的光，即认为只有凭借理性我们才能认识事物的观点，认为“人的理智并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灌注在里面的，……一个人盼望是真的东西，也就是他比较容易相信为东西”④。并进而把想象与“诗”联系起来，作为应对人的三种智力，即“哲学和理智”、“历史和记忆”、“诗和想象”之一提出，认为诗与“使人服从于自然本性的认识不同，它能使事物的外貌服从于人的愿望，它可以使人提高，使人向上”⑤。从而使得想象的理论在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以及后来的浪漫主义诗学中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受了传统的知识论哲学偏爱理性的思想的影响，经验主义虽然立足于感觉经验，但指向的目标还是为了形成一般概念。这实际上把想象当作只不过是一种思维的方式和认识的手段，认为只有依附于判断而获得自身的价值，如同霍布斯所说。“想象没有判断的帮助不是值得赞扬的品德”⑥。这就成了后来别林斯基的“形象思维”论的重要的思想来源，认为“诗是直观形式中的真理，它的创造物是肉身化了的观念”⑦，“在这里面，思想是通过形象说出来的，起主要作用的是想象”⑧。而这种认识论的想象观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根本上源于哲学上本体观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康德那里就已经开始，他把传统的知识本体论改造成为道德本体论，认为作为世界的终极本原是不可知的，而作为实践的终极依据却必不可少。他把道德本体“至善”称之为“实践的理性”，表明他的哲学还是属于古希腊以来的理性哲学的传统的。直到叔本华那里才发生根本转变，叔本华把世界的本原视为“意志”，即人的原始欲望，这样，在本体观上就从理性转向非理性，从一般转向个别，从形而上转向形而下，从而把个人的生存问题和生存状态当作哲学的基本主题来进行思考。它经过尼采、克尔凯廓尔等人的发展，并吸取和融入了狄尔泰、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的某些思想材料，而形成了现、当代存在论哲学的潮流。按照存在论的观点来看待想象，它就不仅仅是一种认识世界的途径，而且也是一个人的生存欲望的表现，如萨特认为想象的最大特点就是超越当下的现实，把现实的东西推到意象之后而使之“虚无化”，从而使人从存在中游离出来，摆脱存在的束缚，这就是通过对现实的否定而表达对自由的吁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意识要有能力去从事想象的话，也就要能够从根本上摆脱世界，它也就必须有可能通过其自身努力而回避世界。总之，它也就必须是自由的。因此，非现实常是使作为条件为我们提供否定的可能”⑨。所以他把写作看作是一种“要求自由的方式”，它呼唤读者去争取自由，“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⑩。这样，想象不仅被看作是认识性的，而且是实践性的。实践是需要情感激发、意志努力的，这些都属于非理性、无意识层面的心理活动；这也意味着想象不仅带有理性的、意识的成分，而且具有强烈的非理性的、无意识的成分。从中可以看出，这些理论上的发展和创新，都无不得力于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除了“想象”之外，像文艺理论中其他常用的概念，如“人性”、“审美”、“内容与形式”等等，也无不随着思想方式的变化而显示出不同的时代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