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间的相互推动，从逻辑上说是因果联系在起作用，但这种作用多半隐藏在暗处，显露在明处的是促使人物行动的欲望，而欲望在很多情况下又与物有关。叙事作品有许多围绕物来展开故事，有不少甚至以物为题，众所周知的有《桃花扇》《药》《项链》《月亮宝石》等，这种情况下的物具有某种超越其自身的意义。从符号与意义角度重新审视与物有关的叙事，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人类讲故事行为的理解，也有利于拓宽学术视野和培育新的研究旨趣。 符号学家赵毅衡认为：“在数量极其庞大的符号中，非物质的符号可能比较少，大多数的符号的确有‘物源’(物质性源头)，不妨说符号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的具体物或具体行为。”①这也就是说，大多数符号都与物有关，与人类的涉物行为有关。不管是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还是叙事中投射出的虚构世界，都不可能没有物的存在，而物的世界是一个有待于解释，意义有待于显现的符号系统。文学作品中意义世界的形成，与对物的讲述大有关系。在此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人会把故事称为“物语”。 文学即人学，这是我们长期服膺的观念。笔者无意对此提出挑战，但想在此指出，一味强调人学，会使我们陷于重人轻物的境地。汉语中“人物”一词是个天才的发明，它表明人不能没有物的帮衬。实际上作家在写人时必定会写到物，甚至会通过写物来写人。因为物在某种意义上延伸了人的自我，写物常常能达到更好的写人效果。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人的外形大同小异，要想突出某人的识别特征，最简便的方法莫过于介绍其身边之物。当人在故事舞台上踌躇满志地踱步时，物正在一旁悄悄地抢其风头。贾宝玉的通灵宝玉、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和鲁智深的水磨禅杖，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无比强烈，物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与人紧密贴合、黏合甚至是融合，成了人物的外延或曰其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干脆以饰物为人的代名——“羽扇纶巾，谈笑处，樯橹灰飞烟灭”。物的这种“抢镜”，不仅见于古代小说中的大刀关胜和双鞭呼延灼之类诨名，今人口中的草帽姐、大衣哥等仍在延续这种物在人先的命名传统。以物代人还会带来指称上的方便，这点在阁下、殿下、陛下、东宫娘娘、《阅微草堂笔记》等词语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旧时给人写信还有致对方“文几”的说法②。 然而迄今为止对物的研究远远不足，这导致我们读不懂许多与物相关的叙事。一些与人关系密切之物，如服饰、饮食和住宅等，往往携带着多种复杂微妙的意义；与物相关的许多行为，如对物的保有、持用、分享、馈赠、消费、呵护和毁弃等，也需要对其做深入文本内部的细究和详察。由于时代悬隔和文化差异，我们对这些常常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许多情况下，物叙事构成语言文字之外的另一套话语系统，如果不予以重视，作者植于故事内部的意义便得不到破译。这方面并无一套可以通行的破译规则，也不能说所有的物都是有某种意味的能指，但叙事中那些一再提及或被置于重要位置的物，一定都是有深意存焉，如果忽视它们便有买椟还珠的嫌疑。这里不妨先举中外二例。鲁迅《药》的标题无疑指向治肺痨的人血馒头，但人们读到最后会悟出先行者的热血确系一味良药，没有辛亥烈士的牺牲便不会有后来人的觉醒③。罗伯-格列耶《橡皮》中那块三次出现的橡皮，其作用是要读者“擦”去前面情节给自己留下的印象，因为作者在小说中不断用后文推翻前文，刻意营造出一切都无法确定的叙述效果。 在此意义上，如果承认文学即“人学”，那么说文学是“物学”也没毛病。所谓文学批评中的“物转向”，就是将聚光灯对准原先处于陪衬地位的物，使其和人一道成为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一、符号与象征 文学离不开隐喻，叙事中的物作为一种携带意义的具体符号，常被故事讲述人用来影射人物的身份。铁凝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小说《哦，香雪》中，小姑娘香雪只有木匠父亲为其制作的木铅笔盒，这在村子里算得上独一无二，带到城里课堂上却成为乡下人的标志。她的同桌故意把自己的泡沫塑料铅笔盒摆弄得嗒嗒乱响，有同学甚至还问她：“你上学怎么不带铅笔盒呀?”④我们现在都已认识到手工制品的可贵，但在环保意识尚未觉醒的年代，使用泡沫塑料做成的新式文具，会让人产生得风气之先的感觉。每个历史阶段的小说都带有自己的时代印记，作者这一描写显示当时对物的欲求正在萌发，此前这种欲求处于被压抑状态。对物的欲求后面是对身份的欲求，什么样的铅笔盒，决定了铅笔盒的主人是什么身份，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谁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观察我们所拥有的”⑤。 雷·韦勒克、奥·沃伦指出：“一个‘意象’可以被转换成隐喻一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⑥隐喻在多次使用后成为象征，这方面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德国的香蕉。由于气候原因，德国人所消费的香蕉全部来自热带国家，香蕉在很长时期内代表着奢华享受，人们对来自异域的这种水果怀有一种特殊的热情。后来德国政府采取种种免税措施加大进口力度，导致香蕉价格不断降低，于是塞满货架的香蕉成了经济繁荣的象征。一些政党在竞选时宣称自己上台会提供更多香蕉，有的竞选者甚至会从口袋里掏出香蕉来强化这种许诺。香蕉叙事就是这样成了一种时代风尚，画家把香蕉画上国旗和十字架，人们在说到任何事情时都可以将其与香蕉相联系。科隆大教堂建成750周年庆典时，行为艺术家甚至在教堂门口陈列了一只巨大的香蕉模型，隐藏在这类行为后面的是对梦想和美好事物的追求。 所谓物能携带意义，其实说的是人能从物中读出意义，更明白地说，这种意义是被人赋予甚至是被“设计”出来的。《韩非子》中有个“献珥识宠”的故事，告诉我们物是如何成为符号的： 靖郭君之相齐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献玉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齐，齐威王夫人死，有十孺子，皆贵于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请置一人以为夫人。王听之，则是说行于王而重于置夫人也；王不听，是说不行而轻于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劝王置之，于是为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献之。王以赋十孺子。明日坐，视美珥之所在而劝王以为夫人。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