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本质主义和本体论学理问题

作 者:
王坤 

作者简介:
王坤,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275

原文出处:
学术研究

内容提要:

文论建构不仅相伴着一系列关键词的更新,更有围绕理论基石而产生的变化;后者不只是基本观点的改动,而是与学理的调整直接相关联。新时期以来文论界的学理变化,首推反本质主义的盛行;从学理层面看,本质论不应该就此消失、由本体论取而代之。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第5版,以平静的方式重新认可本质论,可视为学理反思的结果。本质论能够存在两千多年,其深厚根基在于先在性和同一性,两者皆源于自然本体论。本质论所追问的“是”,与本体论所注重的“在”,多有重合交集,并不能取消“是”的空间;本体论的神学色彩与目的论预设,与本质论的先在性异曲同工。迄今反本质主义的成功,在于以建构论消解本质论的僵化或固化对象的弊病;但建构论真正要消解的还是本质论的先在性及其背后的自然本体论。如果不能转到社会本体论上来,现在取代本质论的本体论,将来也会发展为反本体主义。同一性由认识论中的镜喻传统和树喻传统所支撑,反本质主义在学理层面上有三大问题需要继续深化:以无镜认识论反思有镜认识论、以块茎思维抗衡树喻传统、以差异性消解同一性。某种意义上,本质论只是同一性的表现,正如反本质主义只是差异性的表现。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7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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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7)09-0159-09

       20世纪90年代进入我国并盛行的反本质主义思潮,使得学界至今都极少有人正面谈论文学的本质问题。其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至今不容忽视。由于本质论与反本质主义的学理均源自西方,从“事件化”[1]的角度讲,“失语症”问题①的提出,是因为西方文论话语占据了十分强势的位置,作者对此深感不安,故试作探讨。

       近两年文论界的焦点事件,除了以强烈冲击波方式发生的“强制阐释论”(包括“公共阐释论”[2]),还有更具影响力却以极为平静方式发生的: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第5版(2015)面世,其中在第3版(2004)与第4版(2008)里都有的一段话被删去了,“这里需要申明的是,最近学术界提出的所谓反‘本质主义’的看法。我们的理解是任何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因此任何事物也就不可能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固定的本质,事物的本质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但是我们不能同意那种认为事物不存在本质的说法。事物本质随着时代和历史文化的变化而变化,但在变化中一个事物仍然有其自身的规定性,这就是一个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本质。”②

       删去为本质主义辩解的这一段话,明确表达了童先生的观点:文学本质的存在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大可堂堂正正地谈论而无需像之前那样,言及文学本质的时候还要特地说明谈论的理由。一度被反本质主义弄得声名狼藉的本质论,在童先生这里,平平静静地被“恢复名誉”了!而文论界对童先生此举的反应,至今也是平平静静的。就本质论问题所拥有的分量及所占据的地位而言,文论界本该出现热烈讨论或激烈争辩局面的,因为上世纪90年代反本质主义思潮在学界所掀起的绝不只是一般的思想风暴,当时文论界的普遍反应,就是经历了一次恍然大悟:本质主义原来一直在喷射思维方式的“毒汁”,[3]对“文学是什么”的追问,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时间的流逝还不到20年,在目前全国影响最大、最权威的文学理论教材上,本质论的重新归来,却未引起相应的反响,多少有点出人意料。笔者以为,个中缘由,是学界中人出于对文学理论基础问题的高度重视,在本质论这块“硬骨头”面前,不愿轻易发言而已。这就决定了当下乃至一段时间之内,对本质论和反本质主义的研究,将继续以谨慎、平静的方式进行。

       本质论是制约我国当代文论进展的“发动机瓶颈”,我们与西方文论在深层次方面的差距,最终都可归结于此。这种事关全局的深层次问题,是不可能通过反本质主义“一反了之”的。“失语症”局面的出现,就是因为在最根本的本质论方面,我们极少创新,很难掌握话语权,西方文论却能够源源不断地推出新成果,在话语权方面始终占据主动。“强制阐释”现象的存在,固然与话语权的建构密切相关,但从学理上讲,还是因为“本体阐释”的理论建构没有跟上;如果本质论研究未能取得正面突破,“本体阐释”取代“强制阐释”仍难以指望。本质论瓶颈是否得到突破,制约着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尤其关涉文论界话语权的归属。

       本质论与反本质主义,学理上均源自西方。长期以来,本质论在文论研究中属于第一要务:追求对“文学是什么”的回答。由此形成固定的研究思路: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首先力求抓住潜藏在各种文学现象背后的那个唯一本质,从而回答“文学是什么”的提问。建国以来全国统编文学理论教材中,作家论、作品论、读者论以及源流论这四大块内容的顺序,是因编者而异的,但本质论无一例外均被放在第一的位置上。本质论的至高地位,对于认清文学的根本特性,无疑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文学又难以避免地被固定在所“是”的范围之内,久而久之,原本活生生的文学,因“是”对其性质的固化、僵化,在理论上受到严重约束甚至禁锢。有鉴于此,反本质主义以动态的“建构论”,成功解除了禁锢文学性质的“本质论”,并以“本体论”取而代之。

       从学理角度看,本质论既然能够在西方流行几千年,其基础一定十分深厚牢固,绝非说反就能反掉的,比如,以文学“在哪儿”的本体论,取代文学“是什么”的本质论,文学被“是”的空间就真的不存在了吗?不可能的,只不过换了一种表述,“是”其意而不“是”其辞罢了。席卷整个西方思想界的后现代思潮,为什么要将矛头指向本质论?绝不只是因为它固化、僵化了研究对象那么简单。

       从学理层面反思的话,也许我们对本质论的理解未必到位,相应的反本质主义也不彻底。为避免浅尝辄止、盲目跟从或转向,有必要对文学本质论这一在当代文论领域曾经、或许会继续举足轻重的基础理论问题,持续地进行学理探讨。

       一、本质论退场与本体论登台:反本质主义是否真的成功

       中国当代文论从建国至上世纪90年代,几十年间基本上是遵循本质主义思路的。文论领域的专业工作者,无论高校教师还是社科院研究人员,大多也都自觉接受这种思路。正如朱立元先生所反省的那样:“在文艺理论界,本质主义长期以来成为多数学者(笔者本人亦不例外)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其突出标志是,认为文学理论的主要任务是寻求文学固定不变的一元本质和定义,在此基础上展开其他一系列文学基本问题的论述”。[4]在占据支配地位期间,本质论启动了科学认识文学基本特征的过程,是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建设过程中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同时,因始终难以出新,几十年一贯制,文学本质论又成为制约当代文论前行的“发动机瓶颈”。新时期以来至90年代,文论界从当代文学和文论的实际出发,对本质主义僵化弊病的认识,愈见明确、深刻,并推出堪称经典的研究成果:不再采用单一定义来界定文学的性质,而是采取复式定义来概括文学的多种特质。如蒋孔阳先生在1993年出版的《美学新论》中,以及随后与朱立元先生共同主编的《美学原理》中,就同时使用四个定义而不是一个定义来界定美:美在创造中、人是世界的美、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美是自由的形象。[5]童庆炳先生主编的系列《文学概论》教材亦以复式界定对文学性质予以立体把握:文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形态、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文学是作家体验的凝结、文学是语言组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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