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牵引模式”是文学移动的一种文化范式，作为逻辑界面的学理设定，它到底发生在历史梯级的何种空间位置与时间位置，在范式研究的本身并不需要给予穷尽性的逐一解答，其基本任务应该限定在澄明这一范式的存在结构，并对其文化价值的实现过程给予必要的分析和阐释。就文明历史的整个“抛入状态”而言，一种模式的存在必然不是孤立和可以彻底“悬分”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分析”，因为某种被关注的纯粹性问题之外的实际生存，可以在操作中给予暂时性的悬置，从而使问题绑缚在设定的系统内（此在的本文），并被清理出它存在的脉络。由这个理解基点出发，我把单向牵引模式限定在：（1 ）承认“中心”位置的存在合理性，并意味着“中心”的文化辐射力，实际已经抵达特定的“边缘”位置，并且“边缘”的文化接受乃既定的文化事实。（2）强调“中心位置”与“边缘位置”的民族文学之间， 共时性存在中蕴含着历时性的“传统”建构意义。（3 ）勾勒线结构关系的“文化形貌”（Cultural Confiquation ）， 取文化发生的“布局”（arrangment）和“体系”（system）两层内涵，从而显性化地显示出一种范式描述原则，而非价值学意义上对沙文主义的容忍和殖民心态的认同。在这样的前提下，我将具体地寻找出本章的三个切入角度，即中心的角度、边缘的角度以及两者关系的角度，而民族文学进展和世界文学发生在单向牵引模式里的存在形态和功能评价，则都寓于这三种切入的陈述过程之中。 1 “中心位置民族文学”的命题缘起，来源于文化人类学对“中心文化”或者说“文化中心”的科学承诺。本世纪初，文化人类学家C ·威斯罗尔在《美国的印第安人》中提出“区域与年代学说”，其中特别使用“文化中心”这一全新概念，原指一个文化区特有的文化特质最集中的部份，而且特指这一部份文化的辐射力量和外向动态意义，所以此后另外一些文化人类学家由此而衍生出诸如“动态文化”、“离心文化”这一类的平行概念。〔1 〕正如宇宙从分子空间结构到巨大空间结构都适应于“单位场”理论描述的那样，在特定的文化区内，一组文化接近的民族群落中，必有某一民族处于中心位置，起一种得风气之先的文明引领作用，从而在文化区内承担着众多民族“在场”的凝聚性支撑。中国民族史上汉语文明早期之于匈奴、肃慎、乌桓等，中期之于突厥、回纥、吐藩等，后期之于壮、白、瑶、苗等，基本上都保持着中心文化位置的生存品格，尽管这中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民族同化问题。与此相一致，中心文化位置也就客观地形成对边缘文化区域的文学牵引态势，“影响”的确立由内“能”而外“势”，于是在空间同步关系中演绎出时间差异关系。这也就是说，处于同一文化区域内的不同民族，尽管它们在自然时间尺度上是均衡的，但是在文明时间尺度上却是非均衡的，因此而形成文学发展的历史位差，这种位差实际上构成对牵引关系的客观必然限制。 随着交往时代和人类危机时代的到来，区域文化的延展使得民族文化的生存价值参照以世界文化品格为背景，因而区域中心的地位就不得不发生改变，改变的方向，大致有三种可能性：其一，由区域中心到世界中心，如古希腊文学。在日耳曼背景的哥特文化和希伯来背景的犹太文化与希腊文化大规模接触之前，希腊仍然只是区域的文化中心，影响所及基本上只在爱琴文化生存圈内。古典主义复活以后，它是欧洲文学走向现代精神的背景依托，而在东方的神秘主义雾纱被揭开以后，便在价值评估上成为世界文学中心的神话。其二，由区域中心到区域中心，如埃及文学。埃及文化的早期区域辉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远在克里特文化以及稍后迈锡尼文化的同步时代，它就在欧亚非大陆的结合地带产生影响，以至埃及神话甚至对希腊神话都有一定的影响，一些希腊神直接就是埃及神的名称移位或者间接性转型。但是埃及文学终究没有成为世界文学的某一中心位置，它的发散性甚至远比东方的印度文学还要微弱得多，因而其存在价值就是历史性的一尊雕刻，仍然只在那个区域内担负着中心的使命。其三，由区域中心到世界边缘，如中国文学。区域中心的文学存在地位，对中国文学来说有着最为漫长的历史，即如古希腊文学也为之逊色。当中世纪的阴影覆盖着欧洲大陆的时候，中国文学正以其高度的动态文化辐射力，在东亚区域内牵引着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和一系列东方民族。日本文学在江户时代以前基本上只有汉诗文作为文学导向的唯一坐标，其民族文学的自觉品格仍然没有稳定化地形成。但是中国文学愈是走向现代性的民族交往，就愈走到世界边缘的位置，以至到二十世纪最终凝聚出一个“走向世界文学”的口号，日本文学反过来成为牵引中国文学的“中心”力量。 任何意义上的“中心”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文化存在，其自下而上的价值地位，必然随着历史渐开过程中民族间生存格局的变化而升落起伏，所以“中心”的存在必须以时空限定为其存在前提。“中心”和“边缘”的位置在文化裂变和移动中，可以而且常常发生角色转换，这就是文化人类学中的所谓“文化萎缩”（decultu ration）和“文化取代”（cultural substitution）。进一步的意思就是， “中心”在世界文学的整个进程中，每个时代都有新位置形成的可能性，这一方面是由民族本身的分化和重组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民族自身的封闭式进化和敞开式扩散所决定的，因而在理论上设置了一个必须阐释的追问，即每一个时代的“中心”（区域中心抑或世界中心）何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