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一开始就说明了。甄士隐，就是将真事隐去，贾雨村，就是假语村言。小说家就在真假之间，虚实之间，耍他的花招。 小说的真实和生活表象的真实不同。生活的表象是散漫的灰尘。小说是小说家在灰尘中摸索，提炼，创造出来的一个独立的，特出的，立体的个体。小说写的是人，是人的处境，没有其他任何使命，更不能为社会服务。假若小说中有隐含的社会意识，因为人究竟是社会的一分子。他生活在那个社会中，他呼吸那个社会的气息，自自然然就掺进他的小说里了。 小说家骨子里是悲剧性的，对流逝的时光特别敏感，逝去的时光抓不住了，但还有记忆，写下来吧。其实那记忆也不真实了，就像一张旧照片，变了色，甚至模糊了，你抹上色彩，描上轮廓，不是原样儿了。 小说家还是要写。他要讲个故事，或者是有情节演变的故事，或者是内心演变的故事，或者是心理演变的故事。写的时候那些变了样的记忆就来了。还有，人生体验，思想情操，想像，联想，生活经验，道听途说，大千世界，七情六欲的传说，都流到他的笔下，都可以成为他小说的素材。而他惟一的目的是写人。他就选择那些能满足他那篇小说需要的素材，于是，他就得创造一个独特的小说形式，将他所选择的素材，用他独特的语言表达出来，巧妙地配合在那个形式之中，就成了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立体的艺术品了。 小说是一种非常自由，没有戒律的艺术。只要小说家对准了目标，虚虚实实，在虚与实之间玩把戏，他用什么样的形式都可以，甚至是一种隐形的形式，好像没有形式。小说家是个骗子，用戏法骗他自己，也骗别人，而且，用尽心计，要骗得人喜欢，骗得自己得意。他还要你相信他写的是真实的，要你相信他小说的真实比生活的表象更真实，更深刻，这就要看小说家骗的功夫了。 我有一个小学同学，比我小几班。她事和我家住在汉口一条街上。我听大人讲到一些她家里的事。她父亲有个乡下老婆，没有孩子，娶了个唱汉戏的戏子，生了一儿一女，那女孩就是我的同学。因为有了儿子，她母亲就在家里作威作福。抗战八年，我们各自流浪。胜利后我又见到那个同学，她已经出落得楚楚动人，不必说话，只是静静坐在一旁，就有一种欲说还休的风情。那时我才听说，她父亲当年革命军北伐时受了伤，年纪大了，成了性无能。那也许是谣传，但我可记住了。她母亲一天到晚醉醺醺的，大哭大闹发脾气。听说她和一个军官有了暖昧关系。一天，我那同学突然失踪了。她和那个引诱她母亲的军官私奔了。过了一阵子，不知怎么，她又回家了。她变得很放荡，人又生得美，引诱一个又一个男人，大概玩男人玩累了，终于随随便便结了婚。丈夫追究她的过去，折磨她，虐待她，打得她告饶。她爱上一个小好几岁的大学生，那时她才体会到什么是爱情，跟他私奔到香港，但大学生的父母逼着他到英国留学去了。后来也不知她流落到何方了。 那样一个家庭，那样一个女孩的遭遇，都是真实的。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也是我熟悉的。她和她的母亲都是我想写的人物。在我构思的时候，我写下一些零零碎碎的细节，模模糊糊的记忆，想像，联想，印象，中国神话，民间传说，歌谣，报纸上的社会新闻，甚至在每天的生活中，都可能发现可用的素材，都可能有什么生活细节引起我的联想。写着，写着，写满了一本日记本。原来的构想完全变了样。我发现视野可以广阔一些，人物可以挖得深一些。我想写人的困境，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困境。那时，我正在看心理学方面的书，对人格分裂特别有兴趣。一个人变来变去，非常戏剧性。正好心理学家孟宁桀(Karl Menninger)送了我一本《人自为敌》(Man Against Himself)，全是个人在潜意识中如何一再伤害自己的病例，对我而言，都是戏剧性的人的故事。 于是，我要写一个女人精神分裂的故事。写人在战火连连，忧患重重的中国，她的困境和逃亡。各种不同的困境，逃出一个，又一个，终于导致人格分裂。我用了四个不同背景的戏剧的形式： 抗战时搁浅在三峡的木船，北平围城，台北阁楼，美国公路上的流浪。我必须用几种不同的语言，来讲一个人物四个不同阶段的故事：十五六岁少女的语言，年轻女人的语言，躲在阁楼中所能说的最基本的语言，最后分裂成两个相反性格的变态女人的语言。那对我是个很大的挑战。当时我已在美国多年，和一个非常美国的丈夫Paul Engle一起生活。但是，那个挑战可以锻炼我把握语言，甚至创造语言的能力。也就因为我远在异土，回头看我生活过的地方，那儿的人物和他们的处境，变得更清晰了。一个中国女人从一个单纯的少女，逐渐分裂成两个相反的个性，互相敌对，互相伤害得你死我活。写着，写着，写得野心越来越大了，觉得这就是现代中国。写到最后人格分裂的那部分，我自己受不了了，太沉重了，只好写写，停停，心情平静下来，再继续写。那就是小说《桑青与桃红》。小说人物和原来引诱我写的真实人物，完全不一样了。 我骗人的野心太大了，戏法耍得太复杂了，骗得观众不耐烦了。数学家陈省身问我：你写小说，是要人看不懂的吗？我笑笑说：我也不懂数学呀。 那小说在台湾连载时受到官方的攻击和威胁，终于腰斩。但那小说好像死不了，缠绵至今，随着两岸气候的变化，在香港的友联、华汉，台湾的汉艺色研和时报出版公司，北京的青年出版社和华夏出版社相继出版，一九八九年，东风文艺出版社告我，小说已出版，但我一本也没看到，大概也没上市。小说在美国出了两个版本，至今未断，扬言永不绝版，在英国、南斯拉夫、匈牙利、荷兰、韩国也翻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