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868(2004)04-0063-05 一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合理性延续和螺旋式发展。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同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一样，一直是在与国外特别是西方文学理论的密切关联中自主行进的。研究表明，具有现代形态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形成是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从那时到现在，八十多年来，期间形成了三次大规模地引进外国文论的高潮。而这三次高潮中，有两次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思想学术界翻译和介绍国外文学理论的第一个高峰期。［英］温彻斯特著《文学批评之原理》（景昌极等译），［日］厨川白村著《苦闷的象征》（鲁迅译），［日］本间久雄著《文学概论》（章锡琛译），［美］哈米顿著《小说法程》（华林一译），［美］卡尔弗登著《文学之社会学的批评》（傅东华译），［苏］柯根著《新兴文学论》（沈端先译），［法］伊可维支著《唯物史观的文学论》（戴望舒译），［俄］普列汉诺夫著《艺术与社会生活》（雪峰译），［德］格罗塞著《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等，都是在20和30年代传播到中国来的。根据资料统计，这一时期中国翻译、编译的外国的文艺学著作，其品种和数量都相当可观。[1] 这一时期外国文学思想和文艺学著作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影响，可以归结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促进了中国文学理论从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急速转化；二是对于中国现代形态文学理论的建设起了示范作用；三是带来了中国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的彻底变革。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中国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完全是在取镜西方文论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因为，中国从前没有将文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所谓“文学”与“文章”是不分的，文艺学与文章学是不分的，故此前无法从中国原有的文学理论中产生出具有现代性文学理论。这样一来，移植外国文学理论，在外国文论刺激下形成中国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就成了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另一角度看，中国现代形态文学理论的酝酿和出现，取镜西方既是它不可避免的特点，也是它的一个弱点。中国现代形态文学理论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相对的隔膜，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比较脱节，就是由于它完全取镜西方造成的。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期，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和新兴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译介，中国现代形态文学理论的面貌发生了很大改观。一则是历史唯物论思想和新兴文艺运动经验使中国进步的文艺学说更加深刻、更加科学；再则是中国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实——不论是社会现实还是文学现实——的联系也更为有机、更为密切。回顾起来看，这一时期对外国文学理论的引进和与之交融沟通，为中国文学理论在40年代的趋向成熟，做了十分必要的准备。 二 客观地说，新中国的成立后的50年代到60年代初，是我国自有现代形态文艺理论以来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理论的第二个高潮期。只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时期主要译介的是苏联的文学理论。中国文学理论界也主要是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文学理论界进行交往与交流。新中国政权的初建，要求人们学会许多“原来不懂的东西”，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能向苏联学习、向苏联看齐一条路。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包括文学理论教材的建设，多以苏联的文学理论著作和教材为蓝本，是不难理解的。 这一时段之所以可以被称为一个交流高潮期，是因为这一时期就其外国文学理论的翻译数量和它所造成的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尤其像苏联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柯尔尊的《文学概论》、谢皮洛娃的《文艺学概论》等书，不论作为教材还是作为文学基本理论著作，都对当时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和教学有相当大的覆盖面。同时，这一时期还有计划地翻译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翻译了不少俄国和西方古典文论的名著，翻译了个别的西方当代文论论著。当然，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不论是在体系框架、文学观念方面，还是在术语范畴、论述风格等方面，受苏联文艺学的影响最为明显。 我不赞成像有些人那样，将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理论简单说成是“苏联模式”的翻版，然后一笔抹杀，全盘否定。这种说法和做法是缺乏历史感，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精神的。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理论在与外国文学理论的交流方面，诚然存在诸多缺欠，尤其是日益“左倾”的文化政策，对当时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严重妨害。不过，从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全过程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也有其特殊的成绩和贡献。而对这些成绩和贡献，我们还是应该承认和肯定的。可以说，这一时期通过交流和借鉴，中国文学理论的学科化程度大大提高了，唯物史观的文艺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普及，文学理论在文艺活动和文艺事业中受到高度的重视。这一时期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狭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学风开始滋长，文学理论的政治化和政策化倾向日见突出。面对这种情况，60年代初，国家通过组织编写《文学概论》（蔡仪主编）和《文学的基本原理》（以群主编）两部教材，应该说局面有了很大改变。这一时期，学界对建设符合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已经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文学理论研究也基本摆脱了苏联文学理论框框的束缚，并加速了文学理论中国化的进程。[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