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614-(2007)02-0037-04 瞿秋白不仅仅是政治家和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文艺理论家。瞿秋白的文学、美学思想，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在瞿秋白的文学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是他关于文学性质的看法。瞿秋白在1932年撰写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中对此有一段集中的论述，他说：“文学现象是和一切社会现象联系着的，它虽然是所谓意识形态的表现，是上层建筑之中最高的一层，它虽然不能够决定社会制度的变更，它虽然总结起来始终也是被生产力的状态和阶级关系所规定的，——可是，艺术能够回转去影响社会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之内促进或者阻碍阶级斗争的发展，稍微变动这种斗争的形势，加强或者削弱某一阶级的力量。”[1] 这里，瞿秋白清楚地阐明了他关于文学性质的一个基本观点：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是由生产力状态和阶级关系决定的社会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同时，这种意识形态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产生后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生活，所以文学艺术一定具有目的性和功利性，这种功利性和目的性也就是文学艺术的政治性和阶级性。瞿秋白曾多次论述过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和文学的阶级性。首先，文学同政治的关系：二者是互为影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政治影响文学。社会问题的发展变化，政治形势的转折或政治思潮的出现，也导致文学发生相应的变化，即产生直接或间接反映这种政治变化的文艺作品，形成相应的文学内容和思想倾向。瞿秋白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斗争，新文化中的新文艺，就是在这种政治思想的催化下出现的。另一方面，文学反过来也影响政治。瞿秋白认为，无产阶级的文艺是毫不掩饰文学的功利性和目的性的，它要认识现实，并为着改造现实，公开的号召斗争、提出自己的理想和目的，要求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自己的阶级文艺。瞿秋白还把文学上的“旁观主义”、“为艺术的艺术”一律视为虚伪的“非政治主义”。其次，是文学的阶级性问题。实际上，文学的政治性和文学的阶级性总是结合在一起的。文学的政治性总是一定阶级的政治，而文学的阶级性又总是体现为文学的思想内容具有政治思想上的倾向性。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其实质就是文学反映并影响阶级斗争的关系。因此，瞿秋白在强调文学的政治性时，又十分重视文学的阶级性，强调文艺永远是政治的“留声机”，阶级的“留声机”。在和胡秋原论辩的名文《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中，他鲜明指出，文学是附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许多阶级各有各的文学，各个阶级都在利用文学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所以文学作品在思想内容上都有倾向性，文学在客观上总会表现出有利于某个阶级而不利于某个阶级。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瞿秋白在当时提出艺术的工具性，凸显文学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强调文学是意识形态的得力武器，强调文学为无产阶级斗争服务的观点是正确的，是当时30年代建立革命文学理论的核心内容。需要说明的是，瞿秋白在强调文学的工具性、宣传性的同时，对文学的特性如文学的形象性、文学典型、艺术感染力等等也是给予充分肯定的，他说，文艺作品应当经过具体的形象，用“描写”、“表现”的方法，而不是用“推论”、“归纳”的方法去显露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历史的必然和发展。正因为如此，艺术作品是越能够感动人越好。 倡导文学艺术的大众化，是瞿秋白关于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也是瞿秋白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卓越贡献。瞿秋白认识到，要想使文学很好地发挥它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积极作用，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力武器，就必须实现文学方向的一次转变，即由绅商文学转变为劳动人民的大众文学。在《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一文中，瞿秋白连用三个“革命的文艺，向着大众去”，指出：文艺应当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他号召革命的作家应当深入大众、宣传大众、武装大众，研究和了解大众。当时有的人对文艺大众化提出疑义，主张不能够把艺术降低去凑合大众的程度，只有提高大众的程度，来高攀艺术。瞿秋白对此论调进行了坚决的抨击和批驳，认为这种观点与普洛的革命大众文艺是格格不入。大众文艺一定是民众的，要创造大众文艺，就要求作家向群众学习，创造群众的言语，站到群众的高度上去，一方面要描写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贫民及兵士的斗争生活，如游击战争、土地革命等；另一方面也要描写工农大众的日常生活、家庭生活，总之，从无产阶级的观点，去反映现实的人生、社会关系和社会斗争。显然，在这里瞿秋白已触及到毛泽东10年后论述的文学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 从1931—1932年，在“左联”关于“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瞿秋白先后撰写了《大众文艺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我们是谁？》、《欧化文艺》、《大众文艺的问题》等一系列论文。其中，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中，他以列宁的文艺“要为千千万万的劳动者服务”为指导思想，从“用什么话写”、“写什么东西”、“为着什么而写”、“怎么样去写”、“要干些什么”等五个方面系统阐述了文艺大众化的主张。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在瞿秋白看来，语言问题即“用什么话写”是普洛大众文艺的先决问题。瞿秋白认为，所谓大众化文学，就不能用文言文也不能用白话文写，而要用“现代的中国普通话”即用现在人的普通话来写，在必要的时候还要用方言来写；他希望作家尊重大众的欣赏习惯，利用和改革民间文学旧体裁而创造出新的文学形式，如故事小说，歌曲小调，唱本说书以及戏剧等。瞿秋白还身体力行，深入群众生活，亲身体验和了解民间文艺，并进行了这方面的创作尝试，他采用群众的方言口语，创作了许多为群众喜闻乐见、生动活泼、具有民间文艺风格的诗词小调和故事，如：《东洋人出兵》、《十月革命调》、《苏维埃歌》、《上海打仗景致》等等。在苏区工作期间，瞿秋白还带领工农剧社巡回演出，实施大众文艺方针，组织和指导文艺工作者搜集民间文学材料进行集体创作，为大众文艺的开展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和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