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中，随着我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关联度愈来愈深入和复杂，西方文论在我国当代文论中的作用力到底如何，我国文论的独创力究竟何在，无疑是需要认真追究的问题。而要追究这个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了解当前正与我们频频打交道的那部分西方文论（例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等），而是同时需要由此出发，更全面而深入地了解那部分后面所携带或缠绕着的更为久远而深厚及更为复杂而多变的西方文论传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需要从当前正与我们发生关联的当代西方文论中稍稍抽身而出，退回到一个有一定距离的平台上旁观，看看西方文论在其漫长的发展与演化历程中经历过哪些转变或转向。我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引入“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m）概念①，由此解释与那时的流行理解颇不相同的20世纪西方美学与文论的语言论取向，并将“语言论转向”（以语言为中心）与更早的“认识论转向”（以理性为中心）及认识论美学与文论对应起来阐释。但那只属于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一种断代性审视，而不是由古到今的通盘性观察。现在需要进一步考虑的是，在西方文论的总体发展历程中（假定有此总体的话），到底曾经出现过哪些在文论发展史上富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转向”或转型。探讨这个问题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我们与之打交道的西方文论的内涵与特质，而这正构成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问题探究的一部分，因为对后者的探究依赖于适当捋清西方文论本身的历史演变线索。 一从“知识型”视角看 首先应当看到，一劳永逸地完全捋清西方文论的历史线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这里的捋清仅仅为的是更准确地把握中国文论与之打交道的西方文论本身的总体概貌，以及理解它在东渐过程中必然遇到的跨文化对话问题。一般地讲，西方文论史就是指欧美发达国家的文论史。对于当今开放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来自异邦而不断冲击我们心智的西方文论究竟有着怎样的面目，我们应该如何认知和应对，确实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西方”这个话题本身就包含着一种理论历险：果真存在着一个统一、完整或总体意义上的“西方”吗？当我们身居国内时，我们会热烈地纵情想象那正对我们虎视眈眈、跃跃欲试的“西方”；而当我们走出国门进入“西方”国家，我们反倒会犯难：这是一个个具体的西方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整体的“西方”在哪里？而一些西方国家学者甚至会向我们特别申明：我们只是属于某某国家，也不知道西方在哪里。这里无法辨清这个十分复杂的概念，但可以有种简便的处理办法：“西方”不过是我们想象的但又确实与之打交道的对话伙伴，这实际上是一个由我们自己建构起来的想象与实在融会的复合物。 从研究实际来说，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应当根据何种理论框架去从总体上把握西方文论史的历史演进。对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势必存在众多不同视角，但可以简要地说，我们不妨从西方文论与西方“知识型”的转型的关联角度，尝试去搭建西方文论史的宏观性阐述构架，由此对西方文论史的发展状况予以概略说明。而搭建这个宏观构架，不存在寻求唯一正确视角之类问题，仅仅为的是旁观方便。如果这个构架使我们在旁观西方文论时多少有点方便，旁观后即加以拆除也无妨。 这里的“知识型”概念主要借自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他认为在特定知识的下面或背后，存在着一种更加宽广、更为基本的知识关联系统，这就是“知识型”（episteme，或译“认识阈”）。他指出：“认识阈（即知识型——引者）是指能够在既定的时期把产生认识论形态、产生科学、也许还有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关系的整体；是指在每一个话语形成中，向认识论化、科学性、形式化的过渡所处位置和进行这些过渡所依据的方式；指这些能够吻合、能够相互从属或者在时间中拉开距离的界限的分配；指能够存在于属于邻近的但却不同的话语实践的认识论形态或者科学之间的双边关联。”② 换言之，“认识阈”是“当我们在话语的规律性的层次上分析科学时，能在某一既定时代的各种科学之间发现的关系的整体”③。由此看，“知识型”是特定时代知识系统所赖以成立的更根本的话语关联总体，正是这种关联总体为特定知识系统的产生提供背景、动因、框架或标准。 不妨把“知识型”概念同库恩（Thomas S.Kuhn）的“范式”（paradigm）理论加以比较。“范式”在库恩那里被赋予两种含义：一种是在“综合”意义上指“一个科学集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另一种是在次级意义上指其中被“抽出来”的“特别重要的规定”。④ 从总体上说，“范式”是指“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⑤ 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的“革命”往往不是来自局部的渐进的演变过程，而是由这种“范式”的转换引发的整体转变。如果说，福柯的“知识型”概念突出特定知识系统得以构成的由众多话语实践系统及其关系组成的那种非个人的或无意识的关联性根源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概念则相当于注重建立在上述“知识型”基础上的特定知识系统与特定科学共同体成员的紧密联系。不妨说，“知识型”相当于特定时代的具有话语生产能力的基本话语关联总体，而“范式”则相当于建立在它之上的有助于特定话语系统产生的话语系统模型。打个比方说，“知识型”好比绵延广阔的高原，“范式”则宛如高原上隆起的一座座高地或高峰。以具体的文论状况为例，“知识型”是指或明或暗地支配整个长时段的种种文论流派的更基本的知识系统总体，“范式”则是指受到其支配的具体文论流派或思潮。如果把20世纪初以来以语言和语言学为中心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主流称为“知识型”，那么在它的总体氛围熏陶下成长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文论等都可称为“范式”。《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的作者多斯就把结构主义思潮称做“结构主义范式”⑥。由此看，“知识型”所涉及的领域比“范式”更为宽阔而基本。“知识型”作为特定时代众多知识系统所赖以构成的更基本的话语关联总体，将决定知识系统的状况及其演变，并且在特定知识共同体成员的知识创造与传播活动中显示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