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07）03—0019—06 “为艺术而艺术”一语见诸于英文刊物最早是在1837年，但这只限于术语介绍，还谈不上理论的输入。“为艺术而艺术”作为一种理论真正进入英国批评界，是在19世纪后半期。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画家惠斯勒与英国诗人斯温伯恩功不可没[1]40—41。他们二人都曾在法国学习生活过，接触到了法国唯美主义诗学观念，并深为赞赏乃至产生共鸣。后来，他们一起回到英国，为法国唯美主义思潮跨越英吉利海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早在这之前英国本土即已存在唯美主义诗学传统，“但是客观地说，英国本土的唯美主义传统是十分孱弱的，说它是处在主流思想的边缘也不过分。”[2]37 而法国“为艺术而艺术”文学观念的传入，则给英国批评界早已萌芽的唯美主义注入了更为激进的催化因素，同时也为其正式打出了旗帜。 学术界一般认为，英国的唯美主义文艺运动发端于19世纪中叶。但是考究其源头，则可上溯到浪漫主义时代，中间经由了罗斯金的美学催化。早在19世纪20年代，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在其书信与诗歌创作中即已体现出了浓厚的唯美主义倾向。济慈主要是作为一个诗人而留名于文化史的，他并没有专门的诗学论著。但在其诗歌以及他与友人、亲属的书信中却包含了一些重要的诗论观点，从而为后来的英国唯美主义诗学建构提供了许多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济慈主张诗人应该具有“消极感受力”，在创作中诗人应该进行自我克制，要“禁得起不安、迷惘、怀疑而不是烦躁地要去弄清事实，找出道理”，并坚持美感应超过其他的一切考虑，或者不如说消灭了其他一切考虑[3]172 在1817年11月22日写与朋友贝莱的一封信件中，济慈曾感叹：“要能够靠感觉而不是靠思想来过活，那该多好！”[3]168；而在1818年10月27日写给另一朋友理查·伍德豪斯的信件中则又声称：诗人“对塑造一个雅各和对塑造一个伊莫干一样高兴。”[3]184 很明显，在济慈看来，文学创作并不关乎探索真理，也不关乎道德目的，而只专注于对于审美感觉的沉醉与把握。我们很难确定济慈是否接受过康德美学的影响，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济慈在其书信中所阐发的诗学见解具有与康德美学极为相近的逻辑架构。正因为如此，一直以来，学术界——乃至唯美主义阵营内部，通常都把济慈的文学观念以及文学实践视为英国唯美主义文艺运动的滥觞。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的文化批评也是诱发英国唯美主义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罗斯金的文化批评生涯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从40年代开始，罗斯金的艺术批评论著《现代画家》、《建筑的七盏明灯》等先后问世。在这一些批评著作中，罗斯金越来越倾向于把对艺术作品的分析、批评从属于对艺术命运问题的阐述，或者更广泛地说，从属于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文化命运问题的阐述。而把艺术问题与社会问题相互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也成为了罗斯金文化批评的一大特色。罗斯金在这些论著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认为这个社会是一个反人道、反诗意、没有艺术也没有美的社会。究其原因，罗斯金主要开列出了以下两点：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崇尚功利、崇尚“发财女神”的社会；另一个则在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对工作失去了乐趣。罗斯金在《论哥特式艺术的性质》一文中集中分析了这一问题。罗斯金认为，劳动不仅是社会所必需的，而且也是享受的源泉。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祸害，就在于把劳动变为了义务。劳动变成了机械的、单调的、累人的东西。蒸汽和机器虽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却毁灭了工人发挥主动精神的自由以及幻想的活动。劳动的人变成了简直与机器相似的东西。在罗斯金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缺陷，不仅在于劳动者不堪忍受的物质条件，而且还在于根本消灭了劳动的乐趣。而失去了乐趣，为艺术创造所必需的创造力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罗斯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毁灭了劳动的创造性。另外，罗斯金还批判了劳动分工说所标榜的分工带来福泽的说法。罗斯金指出，在劳动中，分工使人遭到分化，以致使生命被肢解成了残缺不全的碎片。而与之相反，罗斯金认为，在中世纪，人不是机器的奴隶，不是分工的奴隶，哥特式大教堂的建筑者不仅是工人，同时也是艺术家。所以，罗斯金一直主张人类社会应当回到前资本主义时代，回到那劳动者既是工人又是艺术家的时代。罗斯金并不仅仅止于批评，他还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力求全面地实施自己的社会改革方案。罗斯金作为一位文化批评家，其批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艺术，而是广泛地涉及到了社会以及文化的各个区域、各个层面，但是他批评的基本立足点则一直是美与艺术，因而表现出了很强的反功利主义色彩。 在罗斯金与唯美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分歧①。事实上，罗斯金的文化批评实践以及其社会活动本身连同他在文化史以及诗学史上所处的地位，也确实存在着众多的变数。罗斯金一生为美与艺术而战斗，推崇美与艺术的价值，被称为“美的使者”与“艺术的保护者”，但另一方面却又认为美与艺术不能脱离道德而存在，所以，尽管他反对艺术活动的功利性，但同时却又是一个艺术的道德论者。罗斯金曾经参与过具有浓厚唯美主义色彩的先拉斐尔派运动，并且与其主要成员相互声援，但另一方面，却又不满该派的非道德化倾向，并与先拉斐尔派关系密切的美国画家惠斯勒发生龃龉。所以，从批评实践来看，他与唯美主义诗学流派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笔者认为，罗斯金的批评以及社会实践与英国唯美主义诗学建构之间的关系，不能仅仅单从外在的层面上来分析考察，而应该深入到文化生成层面或者说文化生成语境当中来探讨。笔者认为，罗斯金对于英国唯美主义诗学建构所起的作用，并不在于其批评实践是否赞同唯美主义的诗学主张，而在于其批评的方式以及其所关注的问题。而正是罗斯金把艺术问题与社会问题相互结合来加以研究的这种批评方式以及其对于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主体性状况的考察，才促成了英国唯美主义诗学建构中诗学问题的根本拓展。在英国的唯美主义诗学建构中，之所以拥有比法国唯美主义诗学建构中更为鲜明的“个人主体性地位的确立”以及“文学艺术拯救现世人生”两个诗学主题，恐怕与罗斯金的批评实践不无关系。所以，罗斯金的批评实践对于英国唯美主义诗学建构所起的作用，主要在于其形成了一种文化语境，提供了可供进一步探索的诗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