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7)02-0048-06 “日常生活审美化”(以下简称“日”)以及由它衍生的文艺学科边界问题的论争，无疑是这近三年来文艺学、美学界最受瞩目的话题，《文艺报》、《文艺研究》、《文艺争鸣》、《文学评论》、《哲学研究》、《学术月刊》等众多权威报刊都为之辟出专栏，《文汇读书周报》甚至将之评为“2004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这场引发了广泛关注的论争，尽管商榷质疑之声尖锐直截，你来我往颇有几分针尖对麦芒的激烈，但所幸参与论争的各位学者均能保持良好的修养和气度，使得对学理本身的探讨能够深入下去。时下，这场论争虽已过高潮，但仍未落幕，笔者以为，实有必要在这个冷静但尚未冷却的当口，即认识日趋理性而激情尚未退却的时候，对论争本身进行一番客观的回顾，并对论争的焦点问题进行总结梳理，以图发掘出论争本身的意义及其背后的问题。纵观这场论争，交锋主要来自对语境条件、主体身份以及对象性质的不同理解，而论争焦点也由此形成。 一、语境条件：“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不是当下中国的本土命题？ “日”最早见于陶东风的文章《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1] 根据陶东风的解释，“日”意指审美活动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具体表现在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诗歌、绘画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如广告、流行歌曲乃至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等。而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陶东风在提出“日”这一命题之后，随即摆出该命题的西方资源，如维尔什、博德里亚、费塞斯通等人的观点，以加强印证对这一命题关注的合法性和急迫性。 然而，恰恰是这一对西方资源的引征，诱发了许多学者的征讨，纷纷对这一命题语境条件的本土真实性和正当性表示怀疑，认为该命题作为“美学用语的舶来品”，在中国的当下语境中实质上是个“伪命题”，至多不过是个“局部命题”。赵勇饱含激情地表达了这种质疑：“这是一个从中国的现实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话题吗？好像不是，因为‘日常生活审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这一命题出自西方理论家之手。……依我的判断，西方学者提出这一命题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步入了一个后现代社会，他们的这种判断实际上是要为当下的社会形态找出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但是中国进入到一个后现代社会了吗？相信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作出否定的回答。……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语境，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关注‘日常生活的贫困化’而不是什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2] 朱国华也表示：“在中国大部分人还未能摆脱生活的必然性困扰、还在向着小康社会迈进的时候，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课题虽然很有吸引力，但还不是一个普遍性命题。”[3] 可以说，赵勇和朱国华的这种担忧代表了许多“左翼”思想者的心声：在一个不仅理论资源需要进口，就连问题意识都依赖进口的年代，鉴于“唯西方”情结的扭曲和“伪命题”的泛滥，学术界应该警钟长鸣。因为这种忽视语境条件，将特殊阶层的话语在学术研究的合法名义下偷换为普遍性话语的做法，不仅有可能使自己的话语阵地为西方话语的跑马场，而且会有可能使研究者自身成为特殊阶层的共谋者。 总的说来，持“非本土论”的诸位先生具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一是对“无远弗届”的西方理论保持着高度警惕，更对“盲目崇洋”的当下学风极为反感。王元骧曾在《文艺理论的现状与未来之我见》一文中忧心忡忡地写到：“关于当前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现状，总的印象，笔者很同意有些学者以‘跟风赶潮’、‘追新逐异’八个字来概括……西方一百多年来出现的各种文学观念，现代的、后现代的几乎都在我国当今文学理论界找到回应，以致有人把当今我国文艺理论界比作西方文艺理论的‘集散地’。像前几年流行的‘纯文学’，近年来又被人炒得火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等，何尝都不是一种从西方贩卖过来的文学观念？”[4] 二是对社会阶层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着敏感的认识，对草根阶层、劳苦大众怀有深厚的感情，对食利的权贵阶层持激烈批判态度。童庆炳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一文中对普罗大众的眷眷之情溢于言表：“今天的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绝不是中国今日多数人的幸福和快乐。他们提出的新的美学也不过部分城里人的美学，绝非人民大众的美学，或者用我的老师在上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的话来说，这不过是‘食利者的美学’。”[5] 为此，陶东风曾专门撰文《也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作为对童庆炳的回应，他着重指出：“我所说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发生在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一种消费文化现象，而不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普遍现实。(笔者按：这似乎与他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一文所提出的大众文化中心转移的论调有些出入)……我并不认为一个目前在数量上没有优势的事物就不值得去研究。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消费文化虽然是集中在中国城市的现象，但是正如在经济上城市对于乡村具有辐射力一样，在文化与思想观念上也是这样。我不能否定中国许多农村地区还较穷或很穷，但是由于电视这个最重要的大众传播手段的极大普及，城市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强有力地影响到农村。追求名牌、追求夸饰性消费的心理在农村同样十分普遍。因此我并不认为研究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更何况学术研究可以也应该具有超前性。”[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