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要对传统政治论诗学进行指责自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80年代前后，理论界和批评界已对它进行了持续的批判和否定，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理论的角度看，这种批判和否定都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但也必须看到，当时人们对政治论诗学的批判和否定，主要是情感性和经验性的，还不具有多少理论的深度（这样说绝对无意苛求当时的人们），更重要的是，人们在批判传统政治论诗学模式时，也基本拒绝了所有诗学的政治维度，否定了从政治角度解释和评价文学现象的任何可能性和价值。尽管这在当时乃至现在的历史语境中，都是可以理解和有特殊原因的，但不必讳言也有偏激和片面之处。 真正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抹去政治维度是极其困难的 政治论诗学在今天已声名狼藉，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与政治就毫无关系，也不意味着就不可以从政治的角度解释和评价文学现象。放眼几千年的中外文学史，我们将发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无法割断、也无须割断的关系，并非文学一沾上政治的边就会贬值乃至毫无价值。首先，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覆盖面最大、最重要、最普通而恒久的现象，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命运、行为、心理构成、生存环境，都与政治直接或间接关联，都有政治的因素渗透其中。如果是一个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对人类生活世界有强烈关怀的作家，就不可能不关注政治，他的创作也不可能不直接或间接涉及政治，并对特定政治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其次，中外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作品都是有强烈政治意识、政治倾向、政治效果的，政治不仅没有使其贬值，反而是其创作的重要特征和价值的重要保证。像屈原这样名垂千古的诗人，如果从其作品中剔除那种强烈而真诚的政治激情和政治理想，还剩下多少动人和有价值的东西？中外文学史上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又其次，就新时期的文学来说，一方面，理论界政治论诗学正受到质疑并被贬黜，而另一方面创作界从问题文学、到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文化小说的登场，都恰恰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关怀，它们不仅在客观上迎合了当时社会政治走向的需要而因此受到政治家的赞许和读者的好评，而且作家们主观上大多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在今天，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特征看得更清楚了：那些在当时引起热烈反响的作品像《班主任》《伤痕》《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人啊，人！》等，几乎都有明显的政治效应。评论界对这些文学现象的政治意义和效应的阐释与肯定更是不遗余力，他们的默契配合造就了一个辉煌的文学时代；即使是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先锋派小说。尽管那些作家有意无意地在作品表层极力淡化政治意识，但在评论家眼里，其政治内涵和效应仍被极度发掘和放大，认为经历了“语言之自觉”、走向“纯文学”的先锋派小说家的创作中仍然隐含着政治意识。一方面在理论上激烈批判和否定政治论诗学，另一方面在评论具体文学现象时又有意无意地采用政治视角，这种矛盾是意味深长的。它至少说明要真正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抹去政治维度，那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情。 西方文论在经历了远离政治的行程后重新回到对政治的关注，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而当代西方，在经历了本世纪上中叶以“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为主线的否定文学社会内涵和政治意义的形式诗学发展之后，到中下叶，政治论诗学再度复兴。且不说像阿尔多诺、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明确表达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弗·杰姆逊、伊格尔顿坚持从政治论角度来阐释和评价当代文化和文学现象（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认定政治视角构成“一切阅读和解释的绝对视域”），就是结构主义时期一些代表人物如托多罗夫，进入80年代后也大声疾呼要恢复文学与社会、道德、政治、真理的关联，并认为形式主义诗学对上述因素的忽视是致命的缺陷（见《批评的批评》一书）。而后现代时期的学人对文化和文学政治意义的重新注意已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解构主义有重要影响的福科关于话语、权力、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基本思想，新历史主义对文学、文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的高度重视，大众文化理论对当代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现象的政治意义的深入揭示，萨伊德、斯皮瓦克等的后殖民文化批评关于当代文学和文化中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意识的渗透和控制问题，以及女权主义关于人类文学和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性对女性的压抑、歪曲、控制、统治问题（在女权主义者看来，这是人类最根本的政治问题，是男权社会等级政治的基础和基本模式），都在将政治视角作为解剖和评价人类文化及文学的重要视角。可以说，在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诸多思想家关于文化和文学的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政治意识的泛化，或者说是泛政治化倾向。与中国的情形对比，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政治论诗学在7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受到质疑和否定时，在西方，它却大行其道；这种对比，并不是说，我们就应该跟着西方亦步亦趋，而是提示我们，尽管有意无意地使文学和文学理论远离政治也许有好多正当的理由或迫不得已的苦衷，但真要使文学远离政治，和政治毫无干系，不管在创作还是理论上都既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西方文论在经历了远离政治的行程后重新回到对政治的关注，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回到传统政治论诗学，重新让文学从属于政治，成为政治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当然不是。重续诗学政治论维度的一个必要前提，恰恰是对传统政治论诗学进行反省和检讨，确定其得失，然后重新阐释和定位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传统政治论诗学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思想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从社会的经济活动角度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从经济基础中去寻找文学活动的发生、展开和变化的最终根源；二是从阶级论角度定位和定义文学的政治内涵；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尽管本身还有再探讨的余地，但在今天仍有一定的解释力量，它们可能成为政治论诗学发展的理论资源。像戈尔德曼颇有创意的“发生学结构主义”，仍然用阶级论来解释作家作品；杰姆逊的文化解释理论，仍然将“生产方式”当作解释包括文学在内的社会一切文化现象的总体框架，这些都是从我们许多学人已厌烦的“阶级论”和“经济决定论”中发展出来的。传统政治论诗学对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论的运用往往有简单化、庸俗化、机械化和片面化之嫌，在极左时期，这些缺陷被恶性发展和膨胀从而导致其走向理论的荒谬，这是有目共睹的。但这还不意味着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论就一无是处，它仍然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或提供新的启示（在中国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新的阶级分野已露端倪的今天尤其如此），杰姆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里关键在于理论工作者是否有过人的理论发现力、创造力和融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