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们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对当代中国文艺学学术史的梳理或描述，都是相当困难的。一般说来，学术史是指专门的系统知识的变化和发展，是对该学科认知过程的清理和总结，它可以是比较的方法、思想史的方法、传记的方法或问题的方法等等。但对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来说，由于它的特殊性，即在政治文化的规约中，它并没有在学科的知识层面充分地发展，文艺学并没有被当做一个专门性的知识范畴。在50-70年代近30年的漫长岁月里，它直接延续的仍是40年代以来延安的传统，战时的文艺思想和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总体需求，也成为当代文艺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这样的规约中，文艺学没有多少机会在自身的范畴内得以展开讨论，并取得相应的学术积累。我们发现，在近30年的时间里，文艺学学术专著的匮乏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我们不仅没有对诸如文学语言学、叙事学、修辞学、符号学、接受理论、阐释学、现象学、知识社会学等进行过专门研究，甚至文艺学教科书的编写都成了一个问题。我们不缺乏的则是不间断的争论和批判，而每次争论的背后都潜隐着明晰可辨的意识形态话语。这样，也就形成了我们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文艺学发展的特色。也就是说，文艺学的发展始终是我们现代性焦虑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我们焦虑的表意形式之一。因此，我们在书写这一时段的文艺学学术史的时候，有必要放弃对学科剥离或整合的幻觉期待，“结构”出一部本体意义上的文艺学学术史，因为它是勉为其难的。它的每一步启动或发展，不仅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也联系着百年中国激进的思想传统。这同其它人文学科在当代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进入历史的细部，去考察当代中国文艺学发展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仅仅指出文艺学的研究受到压抑的不合理性是不够的，尽管这是一种普遍流行的思想方法。同时，我们还有必要揭示出，在现代性的允诺——代表未来的历史表达中，文艺学和它的知识生产者是如何一步步从迷顿、迟疑进而追随并倾心认同的。这一充满了问题的历史过程，是否也隐含了它的“必然性”；而确立并不断强调统一的文艺思想，为什么总是在不断的分化中遇到危机和挑战；这一统一的要求为什么会成为悖论的先在条件等等，都需要我们清理和回答。 一、政治文化和学术史 系统和专门的学问，它的生产和发展有内在的机制和规律，但它从来就不是自足的，特别是人文学科，它总要密切地联系着某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关键词或核心语词是通过专业表达的方式，来对某一时期的社会提出问题或解决问题的。因此，在福柯看来，“一个语词只有进入特定话语的范畴才能获得意义，也才有被人说出的权力。否则，便要被贬入沉寂。特定的话语背后，总体现着某一时期的群体共识，一定的认知意愿。”（注：米歇尔·福柯：《性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4-5页。）福柯在这里揭示的是，一个人的认识是否被接受，是否被视为“真理”，有赖于他的认识是否符合群体的共识。（注：米歇尔·福柯：《性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4-5页。）而政治文化就是这一“群体共识”的一部分。1966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一部著作中，对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做出了如下权威性的界定：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注：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根据不同政治学家对政治文化的解释，有人把它概括为如下三个特征：(1)它专门指向一个民族的群体政治心态，或该民族在政治方面的群体主观取向；(2)它强调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运动对群体政治心态型式的影响；(3)它注重群体政治心态对于群体政治行为的制约作用。（注：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政治文化不是社会总体文化，但作为社会总体文化包容下的一部分，却可以把它看做是社会群体对政治的一种情感和态度的简约表达。既然政治文化规约了民族群体的政治心态和主观取向，那么，知识生产者作为民族群体的一部分，也必然要受到政治文化的规约和影响。尤其在中国，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使他们的学术活动很难与时事政治分离开来。梁启超在谈论晚明学者时指出： 这些学者虽生长在阳明学派空气之下，因为时势突变，他们的思想也像蚕蛾一般，经蜕化而得一新生命。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去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许多人都把半生涯送在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中。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生活。他们里头，因政治活动而死去的人很多，剩下生存的也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宁可把梦想的“经世致用之学”依旧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17-18页。） 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等人的学风，便是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中形成的。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学术史随时可以遇到，即便在已经形成多元文化格局的西方，也被一些学者所坚持。伊格尔顿就认为，文学批评是一种政治批评，利用文学来促进某些道德价值，它不可能脱离某些思想意识的价值，“而且最终只能是某种特定的政治形式。”“那种认为存在‘非政治’批评形式的看法只不过是一种神话，它会更有效地推进对文学的某些政治利用。”（注：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9-3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