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6-0119-06 沿袭阿伦特与哈贝马斯的研究路向，本文所说的“公共领域”是指一个社会向所有公民开放的舆论空间与对话场所。在这个空间和场所中，人们可以自由地参与进来，就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表达各自的意愿、交换彼此的观点，并根据更佳论据的原则而展开平等论争，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从而对共同体的社会行为进行民主监督、参与和控制。 沿袭杜威的研究路向，本文中所说的“审美经验”并不是一种与日常生活经验完全隔绝的特殊经验，而是生命和环境相协调的瞬间。当人们将过去的追忆和对未来的期待融入当下的体验之中，所形成的具有整一性、丰富性、积累性和圆满性的经验，就是审美经验。① 这样一来，有关“公共领域”与“审美经验”这两个似乎并无关系的研究路向就有了交叉融合的可能，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在西方学术史上最早使用“公共领域”概念的，正是潜心研究古希腊城邦制度的阿伦特。她将希腊人的生活分为两大部分：“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的区别相应于家庭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区别。”② 在她看来，人们在私人领域中的行为基本上是吃、喝、拉、撒、睡之类动物性的，是一种“消极的生活”；人们在公共领域中的行为则是出于城邦利益的思考、辩论和行动，是一种“积极的生活”。在古希腊城邦制度中，那些不具有公民资格的奴隶、女人和孩子们是无权进入公共领域的，他们只能躲在私人领域中过一种动物性的生活；只有具备合法权利的城邦公民才能够“穿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条鸿沟，越过狭窄的家庭领域，‘升入’政治领域”③。因为“公共领域是专供个人施展个性的。这是一个人证明自己的真实的不可替代的价值的唯一场所”④。 显然，阿伦特这种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截然分割的做法是相当幼稚的。一方面，正如美食不同于果腹、爱情不同于性交一样，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即使是在厨房和卧室等私人领域中也并非纯然是动物性的。另一方面，在一个私有制的阶级社会中，即使是“城邦公民”也不可能完全超越其个人、家庭、阶级的局限而考虑问题，他们在广场和殿堂等公共领域讨论城邦事务的时候也不可能完全没有私人利益的驱使。因此，在“家庭生活”与“政治生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并不存在着一个阿伦特意义上的“鸿沟”，而是相互连接、彼此延续的。事实上，如果没有私人利益的驱使，古希腊的公民们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兴趣到那些公共领域中去表达自己的意愿和主张。他们之所以热衷于介入政治生活，就是想用那些代表私人利益的政治见解来说服别人，并使之成为城邦决策的依据。但是，阿伦特的看法也并非毫无价值，她有关“公共领域”的研究路向至少揭示了希腊城邦制度的某些特点：作为支撑“城邦法律”这一政治“硬件”的补充形式，“公共领域”作为一种公民议政的舆论空间，起着不可或缺的“软件”功能。不难想象，携带不同私人见解的城邦公民在“公共领域”相互论争的过程，也就是诸种私人利益在城邦利益的旗帜下相互博弈的过程，是不同的个体取得最大公约数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可能左右城邦的政策，也可能影响城邦的法律。这一过程也正是社会个体民主参与城邦实践的有效途径。 那么，古希腊社会这种“公共领域”的存在会为人们的“审美经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我们上面的推断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一“公共领域”的存在旨在通过合理性的辩论而将不同的个人意见上升为城邦的集体意志，从而找到最佳途径的话，那么这其中至少隐含着如下几点足以影响人们“审美经验”的理论预设。第一，每一个城邦公民的个人意志及其人格既是自由的又是有限的，正因如此，他不能单独左右城邦的抉择。第二，各种不同的自由意志和个人意见汇集在一起，必然会发生矛盾，甚至产生冲突。第三，矛盾和冲突的最终目的不是导致分裂而是实现统一，即通过扬弃各自的有限性而达成共识，以此上升到一个完美的境界。从政治的角度上讲，这是一个统一意志的过程；从道德的角度上讲，这是一个完善人格的过程；从美学的角度上讲，这是一个追求理想的过程。 我们知道，最能体现古希腊人审美经验的艺术品是悲剧和雕塑。关于希腊悲剧的本质，黑格尔曾经举《安提戈涅》为例，以其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加以诠释。他认为，安提戈涅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誉，执意要为其死去的兄弟下葬，是有其合理性的；克瑞翁为了捍卫国家的尊严，一定要让安提戈涅的兄弟这个国家的败类暴尸街头，也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这两个来自于“绝对精神”的合理性在两个个体人的身上又都表现为有限性和片面性，当他们将自己的合理性建立在否定对方之合理性的基础上的时候，冲突就在所难免了。在黑格尔看来，这出悲剧的本质既是要肯定安提戈涅和克瑞翁的合理性，又是要扬弃其两者的片面性，从而在“否定之否定”中最终证明“绝对精神”的伟大。然而，如果我们丢掉黑格尔那子虚乌有的“绝对精神”，将《安提戈涅》放在古希腊城邦“公共领域”的历史境遇中加以思考的话，便不准发现，这种荒诞离奇的悲剧冲突其实是有着社会历史原因的。这其中既包含了对自由意志的尊重，也包含了对个体偏见的批判：通过矛盾和冲突而扬弃个体的有限性，以便在更高的层面上形成集体的抉择和意志，并不是出于“绝对精神”的需要，而是城邦利益的需要。在这里，古希腊人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像一触即发的高压电弧一样，在这出悲剧中闪耀出迷人的火花……。如果说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是在人与社会群体的矛盾中思考城邦公民的行为准则，那么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则是在人与自然命运的冲突中肯定城邦公民的进取意志；如果说埃斯库罗斯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是从正面的意义上提倡希腊公民为城邦献身的价值导向，那么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则是从反面的意义上告诫人们不要执著于个人的感情和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