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读斯洛伐克著名汉学家玛利安·高利克所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1917—1930），印象确如译者所言：“对于我国现代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和教学工作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甚至可以说不少东西填补了有关方面的空白。”（注：陈圣生等译《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译后记》，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11月。）依我看来，尤其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并以名书，就为国内所无。高著显示了一般汉学家的优长，能从世界近、现代文学思想流变的大背景下，观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的一言一行，使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受外来影响的一重要素更为彰明。这种从比较批评学进行跨国度、跨文化的研究，对于拓展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有很大促进作用。但高著既以发生研究为特征，也引起我的进一步思索：就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而言，发生研究究竟包括哪些主要内容？高著的发生研究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这种研究思路的独特性和完整性？对这两个设问加以清理，我则发现高著的发生研究并不完备。发生研究应对某一特定事物的创始过程进行研究；而在选择某一事物作为研究对象时，必须确定它的内核，才能对此内核溯源探本；进而追述这一内核的发展与泛化，从而勾勒出一幅以原有内核为中心的全景式史实；在研究中还必须贯串有机全面的观点，即从中西古今多角度看问题，才能把握发生对象的完整性质。由此反观高著，则有值得商榷之处，而且值得商榷之处正是高著的命脉所在。 其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这一概念当然可用，它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概念相比，更突出了此种批评范式的新颖性。但应注意：“现代”一词，不能仅从时间上加以界定，它主要指称一种新的精神特性，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乃至近代文学批评相区别。高著此点不明。用“1917—1930”对论题加以限制，讨论这一期间发生的一切文学批评活动，只有讨论对象的纯时空界定，没有说明“现代”的性质何指，使“现代”指称模糊，遂使发生研究囊括了一个时段中的所有内容，却未能抓住现代的本质，探讨它的发生学特点。 其二，全书论述落实在左联成立以前，给人这种暗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至左联成立方成型。若此理解符合高著原意，其发生研究探讨的即是无产阶级文学批评的发生过程。这种总结，难以令人信服。早在左联成立之前，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就已卓有成效地进行了系列批评实践，确立了自己不同于古代乃至近代文学批评的特色。而在左联活动的同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恰恰形成一个多元并存、竞争发展的良好态势，京派批评、新月派批评、自由派批评等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空间。因此，以无产阶级文学批评的发生充填“现代”，太窄，且也不能用作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本质性标志。高著认为：“自从左联成立开始，中国的文学便加入了革命无产阶级文学的世界大家庭中……”（注：陈圣生等译《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译后记》，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11月。 267页。）若以此界定“现代”，该书应更名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批评发生史”或“中国左翼文学批评发生史”，才显得书名与实际论述的内容相一致。一个派别的批评活动，无论如何难以构成“现代”的完整、丰富的内涵。即使这个派别取得过话语霸权的位置，只要它不具有标志性，它就不能成为现代的别称。 其三，发生研究固然应重外部的激发机制对事物新变的促进作用，但显然不能离开事物内部的自身演变对于这种新变的内在诉求。高著揭示了近、现代西方文学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诱发引导，此一方面可谓精深细致，却基本上缺乏对中国批评传统自身的发展流向必然形成五四时期新的文学批评理念迅速崛起的审视，就连给以注意也说不上。因此，这在发生研究上，已是一手硬，一手软，不能双手同时用力，结果只能抓住一点，使发生研究蜕变成一处比较研究的方法。当然，如此要求一个汉学家似苛刻，但既名为发生史而非交流史或发展史，要求同时进行外部关系与内部关系的全面研究，终不为过。至于把这二者精妙地融合起来，那是更高的要求，不仅高著难以做到，即使国内学界目前亦无人能够胜任。 故，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研究首先应确定何者发生；其次应表述何者如何发生；再次，发生的何者将以什么方式流变。对何者不清，对何者如何发生的论述不全面，并且对何者的如何流变不作交待，这样的发生研究必将减弱自身的理论意义，缩小理论追求目标，从而名不副实。 二 那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以下用此概念代替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新型的批评范式，把它与中国古代及近代文学批评相比较，这“何者”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人的文学”。从王国维、梁启超的批评开始，就已显示了走向现代的明显迹象，但是，王国维和梁启超的批评只构成中国近代批评的结束与现代批评的开始，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前史。因为王国维、梁启超虽然远比近代批评家更多地使用了西方的文学思想资源，特别是王国维引进叔本华、尼采的思想观念，已经超前地接触到了西方人学思想的最新成果及发展趋势，但在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上，无宁说，他们仍是近代型的。如王国维倡“赤子说”，与李贽、邹元标所倡“赤子说”一脉相承，却未能突现其中所包涵的个性内涵，甚至还从李贽、邹元标的认识立场后退，把一个人学概念变成了一个美学概念。人学概念与美学概念并非不能通约，但从显在地鼓吹个性解放到潜在地肯定个人价值，仍然是人学上的弱化表现。即使承认“赤子说”的人学特征，此一观念只从自然人学的角度理解人的本质，把去智解蔽作为人的本质呈现的唯一前提，虽体现了反抗理学道统压抑人性的近代精神，却带有直观倾向，无以真正解释清楚人的社会本质终为何物这一根本问题。而到现代，受西方人学思想的影响与启发，批评才认识到了人的本质离不开社会关系的制约，人成为人，关键在于建立个人本位主义的人学理想。故主张个人主义，成为构建中国现代人学的核心。这是从文化人学的角度看问题，人的本质至此才被描述清楚，人的本体存在才得以确立，与此相应的“人的文学”也才显示了它那现代的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