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研究再做经院式的谱系分析，在今天已经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这一研究方法或研究范畴，在文艺、文化研究领域的普遍应用业已成为事实。只要我们翻开文艺杂志、打开与文化、文艺相关的网站、回顾一下我们近年来读过的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等学科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在文学讨论会上使用的话语、研究方法和关注问题的视角，这个事实便无可质疑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也正是源于这个事实的存在，对文化研究和文艺批评实践的不同看法，在近一个时期得以集中地讨论。普遍的焦虑是：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审美批评是否还有可能；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理论批评的民族性如何坚持或体现；文艺理论的边界如何确定，它是否还有自身知识的质的规定性；等等。 文化研究的普遍应用和这些问题的提出，不仅是关乎学科发展的问题，同时它也是以“知识的方式”表达的两种文化和学术心态：是坚持传统的学科界限，发展以“审美”知识为主的文艺学，还是打破学科界限，以更宽广的学科视野和知识整合，批评并参与当下的文化和文艺生产。在我看来，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和学术心态及其批评实践，并没有、也不可能构成尖锐的学术冲突，这里并不存在等级、权力、取代和支配关系。而恰恰是学术研究向着多元化、多种可能发展的一个有力的表征。我们应当承认，在大学的教育体制中，传统的文艺学仍然是一个根深蒂固无可撼动的学科，它不仅被列入本科教学的主干课程，而且是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的重要学科。虽然不断有对这个学科的质疑和批判，但因其树大根深而巍然耸立。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方法和范畴，因其学科界限一直难以确定而莫衷一是，它蓬勃发展又歧义丛生，规模宏大又界限模糊。但它对新的文化语境中出现或产生的新问题的有效阐释和有力批判，使这一批评方法不仅获得了丰富的资源和对象，而且也使文化、文艺研究者有了参与当下文化和文学生产的可能和契机。 90年代尤其是1992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深入发展，为中国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这一变化不只是物资生活的巨大丰盈、社会财富的急速增长，同时，还有在社会生活表层遮蔽不深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等巨大变化。“消费文化”的兴起，不仅拉动了这个时代的巨变，同时也是改变或操纵我们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的隐形之手。当“消费”成为这个时代关键词的时候，它也无可避免地改变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和文艺生产的形态和方式。对于中国来说，文化与文学的生产方式在过去虽然并非独一无二，但它延续的时间之长，制度之坚固，即便在今天仍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因此，自80年代起，对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开放和自由的吁求，几乎是所有文艺家的共同心声。但是，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在我们初始遭遇了有限度的开放和自由的时候，不期而遇的却是出人意料的“与狼共舞”，中国成了当今世界最大、也是最丰富的文化实验场，除了国家主义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之外，各种消费文化在市场霸权、商业主义和剩余价值的控制下粉墨登场。“消费文化”构筑了当下中国的超级文化帝国。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曾批判过的“文化工业”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虽然姗姗来迟却气势汹汹。我们还难以解释这一文化逻辑，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与中国发达地区已经步入后现代社会以及全球化的影响是大有关系的。无可怀疑，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在远程通讯空前发达的今天，麦克卢汉概括的“地球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事实。“天涯若比邻”虽然是电子幻觉，但全球在经济、商业领域、在国际贸易等方面的关联愈益紧密化，“与国际接轨”已成为社会流行语，即便在文化艺术领域，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影响和覆盖渗透，也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之一。无论强势文化或弱势文化，都对全球化的趋势在批判。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在批判全球化的时候，同时也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伊格尔顿指出：“我们看到，当代文化的概念已剧烈膨胀到了如此地步，我们显然共同分享了它的脆弱的、困扰的、物资的、身体的以及客观的人类生活，这种生活已被所谓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蠢举毫不留情地席卷到一旁了。确实，文化并不是伴随我们生活的东西，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我们为之而生活的东西。感情，关系，记忆，归属，情感完善，智力享受：这些均更为接近我们大多数人，并用以换来安排或政治契约。但是自然将始终优越于文化，这是一个被人们称作死亡的现象，不管多么神经质地热衷于自我创造的社会都毫无保留地试图否定这一点。文化也总是可以十分接近舒适安逸。如果我们不将其置于一个启蒙的政治语境中的话，它的亲和性就有可能发展为病态和迷狂状态，因为这一语境能够以更为抽象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更为慷慨大度的从属关系来孕育这些迫切需要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已经变得过于自负和厚颜无耻。我们在承认其重要性的同时，应该果断地把它送回它该去的地方。”（注：特里·伊格尔顿：《文化之战》，见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2-153页。）伊氏所批判的显然不只是英国或欧洲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他所批判的还包括美国想象的“全球化”或文化同质化。西方的知识左翼批判全球化的时候，事实上也是一种对强势文化的自我检讨和批判。但我们在面对全球化的时候，更多听到的还是对强势文化愤懑的抱怨或激进的指责，在全球性的“文化之战”中，我们忧心忡忡却又束手无策。弱势的文化地位和心态，也使我们失去了对自己文化检讨的耐心乃至愿望。 事实上，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知识左翼对“文化工业”、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到全球化的批判或检讨，是文化研究的起源和合乎逻辑的发展。在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视野中，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是他们关注的最基本的主题之一，他们的成就令人难忘。“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和艺术史方面最大胆的概述、对发达资本主义文化最精确的评价、从这一状况下的解放可能包含的要求与允诺的全部意义都要归功于他们。”（注：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他们发动的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浪潮，经由伯明翰学派和欧美文化研究“转向”的推动，至今方兴未艾。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启蒙话语受挫之后确实曾一度“失语”，但他们自我期待中的国家民族关怀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时，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和“文化工业”在中国的兴起几乎同时如期而至，这对彷徨焦虑和目标迷茫的知识界来说恰逢其时。因此，表面上看，文化研究在中国是一种“外来话语”，是西方理论旅行的一个“驿站”，但就本质意义而言，它却接续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对包括文化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介入，是这一阶层挥之不去的思想情结，而文化研究恰恰提供了得心应手的方法和批判的视角。 另一方面，文化语境和文艺生产的历史性变化，也使传统的“审美”批评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不仅电视剧、广告、大众传媒、酒吧、美容院、影楼、选美大赛、T型舞台、MTV、卡拉OK、人体彩绘等大众文化及其场景，已经渗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即便是“严肃文艺”创作，如小说、戏剧、诗歌、美术等精英文艺，“美感”为“快感”所置换和替代的趋势业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张艺谋的电影当然也可以从“美学”的角度分析，比如画面、音乐、服饰、场景等，但是，作为商业电影，他的成功从来就不是美学的成功，而是和巨额投资、媒体炒作和商业运做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只要我们考察一下9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官场文化”、知识分子小说、留学生文学、“60年代”、“70年代”以及“80年代后”的写作，我们遇到的问题和可资谈论的话题，更多的是文化和社会性的，比如性爱、女性心理、腐败问题、政治体制、新的“零余者和多余人”、跨国文化和漂流心态、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不同时间等，对这些现象的批评和研究，以“审美”批评的角度来匡正和抱怨已无济于事，而文化研究却可以从跨学科的角度，对其做出有效的阐释和批判。并不是说批评家非要选择文化研究作为武器，而是中国当下的文化和文学生产的状况，使文化研究有了用武之地。极端地说，90年代以来，如果没有文化研究的介入，我们的文化和文学批评是难以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