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04)05-0007-005 一 关于当前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现状，总的印象，笔者很同意有些学者以“跟风赶潮”、“追新逐异”八个字来概括，就是说，不是一味地追求新潮、时尚，跟在西方学者之后亦步亦趋，满足于一知半解的搬用和卖弄（包括在用语上），以做西方文化的买办为荣（这当然不能作为我们排斥研究西方文论的借口，因为贩卖与借鉴西方文论资源、创造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有本质的区别）；就是热衷于建构自己的“体系”、创立自己的“学派”，把理论研究也当作一种“个人化”、“私人化”的写作，以致理论写作可以既不研究文献资料，也不遵循学术规范和不经过周密论证，仅凭个人的一点主观感觉随心所欲地进行发挥。所以真正立足于现状，针对实际问题，通过自己的深入思考、周密论证，能切切实实地解决一些问题的、有学术底气的成果非常之少。回顾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先后曾经介绍了多少西方现当代文艺思潮，掀起过多少文艺理论的“热点”，提出过多少种“文艺××学”或“××文艺学”……像走马灯似的匆匆出场又匆匆消逝，现在看来，能真正为学界所认可，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并能在我们的学术土壤中沉积下来，对于我们的文艺理论的发展和建设有促进作用的又有多少？这种情况到今天还是以不同的方式在重演着。要是不予改变，我们怎么有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当今文艺理论发展中一些有重大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实质性的问题上来，又怎么谈得上有真正的理论建树，对我们的理论发展起推进作用呢？ 所以，笔者觉得要使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并真正有所作为，当务之急，就是要从改变这种“跟风赶潮”、“追新逐异”的不良风气入手。当然，这种风气的产生和盛行不是没有原因的，它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在笔者看来大致有下列三个方面： 首先，是学界较为普遍存在的浮躁心理。这种浮躁心理当然与当今我国市场经济的思想文化环境有关，它使得有些学者不再把做学问当作目的而仅仅作为手段，以追名逐利作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动力。与之相应，在学术评价方面，学术本身的因素所占的比重也愈来愈少，以致往往通过人为的炒作，就可以在一时间制造某种“理论时尚”，产生某种“轰动效应”。这样，谁还能沉下心来思考和探讨一些真正的学术问题，像以往学者那样保持对学术的那种忠实和虔诚的态度？ 其次，是正确价值观念的丧失。文艺理论不纯粹是一种科学，它同时也是一种学说，所以除了知识成分之外，还有价值的成分。由于学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的不同，在文艺问题上自然也会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历史上各种文艺观的分歧和争议，无不源于此。不过，尽管历史上各种文艺观存在着许多分歧，但从总的方面来看，主张文艺与社会、人生的联系是它的主导方面，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继承和发扬的宝贵精神。但是这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价值观念也正在受到严峻的挑战，以致文艺理论界的有些学人丧失了一个人文学者应有的人文情怀，完全否定和抹杀了文艺对于改造人生、提升人生方面的固有功能，而视之为仅供“新富人”们休闲、娱乐的东西，公然提出要让“引领时尚的中产阶级”来主宰文艺的潮流，让“中产收入者”（即所谓“新大众”）的文化品位和文化要求成为我们今天文艺的中心，这样，文艺对于世道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这岂不完全成了新富人们的专利品？这在任何时代都会受到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和理论家所鄙弃的，我们怎么能把这当作一种理论上的创新和建树来加以接纳呢？ 再次，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后现代主义在西方20世纪中叶以后出现自然有它的必然性，它作为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对于我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如何避免重蹈西方现代化的弊端自然也有某种警示作用。在文化领域，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后现代主义提倡的“多元性”、“差异性”和“边缘性”的强调，质疑西方中心主义的合法性、抵制西方霸权主义、使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话，使“文化互动”成为可能。这种看法虽然不无道理，但是不论怎样，它所主张的反本质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以及在美学领域内的“消灭边界、填平鸿沟”，试图通过否定艺术和非艺术之间的界限来取消艺术的合法地位，无疑是带有极大的消极性和反科学性的倾向的。然而，像这样的一些缺陷，却被我国文艺理论界一些追逐时尚的学人一知半解、不加分析地加以搬用和鼓吹，由此造成我国文艺理论研究中的思想混乱。此种情形，曾被有些学者认为是“灾难性”的和“毁灭性”的。笔者认为这并非危言耸听。 二 所以，笔者觉得要克服我国当今文艺理论界所普遍存在的“跟风赶潮”、“追新逐异”的倾向，使我们的文艺理论真正能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同步前进，在解决这些思想根源的同时，还必须从解决文艺理论自身的一些根本问题入手。从文艺理论自身来看，这些年来我们之所以少有建树，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忽视了基础的研究，特别是像文学观念等根本性的问题的探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这个事物的根本对于文学理论来说就是文学观念，因为这是整个文学理论的核心，是我们思考文学问题的理论前提，也是我们开展对具体问题研究的思想依据。从文学史上来看，一切文学理论的变革，最初总是由文学观念的更新所引发和推动的。这一点在西方文艺理论史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一部西方文论史，就是从最早由德谟克里特提出，为亚里斯多德所奠基的文艺“摹仿论”（后来发展成为“再现论”）到在康德思想影响下，由浪漫主义诗论家所提出的文艺“表现论”，再到叔本华、尼采、克尔凯廓尔的文艺“生存论”，以及在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的“形式论”的演变过程。要是没有观念上的更新和变革，它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但遗憾的是，对于像文学观念这样的根本性问题，这些年来，我们的文艺理论界已经很少有人去再作严肃、认真、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了。其原因在前面我们已略有分析，这里笔者想着重谈一谈它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的密切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