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和《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交叉与融通：文艺学学科建设2005高峰论坛”，于2005年1月29日至30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文艺学学者有钱中文、陆贵山、杜书瀛、蒲震元、王岳川、王一川、李春青、杨春时、尤西林、姚文放、蒋述卓、冯毓云、韩经太、袁济喜、张晶、丁亚平、王德胜、党圣元、黄卓越、钱念孙、周均平等。会议由中国传媒大学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文艺学学科带头人张晶教授主持。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苏志武教授在开幕式上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是在2005年文艺理论界的第一次学术盛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就当前文艺理论界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和学理性的理论主张，取得了相当深入而又丰富的理论收获。 关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是中国的文艺理论界进入到21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全球化”的语境，电子媒介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所占有的抢先位置以及理论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命题所搅起的漩流，都对经典的文艺学理论体系产生了强劲的冲击。文艺学正面对着发展的十字路口。这次高峰论坛，是在这种情势下的一个重要回应。 “交叉与融通”，成为这次高峰论坛的主题，同时也是与会专家学者们关于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共识。电子媒介成为当今最为普泛的传播方式，文艺学是否还能全然恪守原来的边界？关于“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成为最近一段时期文艺理论界的关注焦点，在这次会议上，这个问题得到了延伸。钱中文先生认为文艺理论应该是开放的、多元化的，而有的批评文章指责当今的文艺学体系是来自于前苏联，钱先生对此进行了反驳。对于现在出现的一种以文化研究替代文学研究的趋势，钱先生是不赞成的。中国传媒大学蒲震元教授认为，我国的文艺学学科建设发展有两种交叉与融通需要面对：一是文学理论与艺术（包括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比如电影、电视剧、新兴的电脑动画艺术）的创作理论或经验的融通；二为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包含文学、艺术因素的专业（如新闻、广告、播音主持艺术等相关专业）的理论与经验，乃至不包含文学、艺术因素的专业（包括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学科）的学科理论与经验的融通。蒲先生还提出交叉与融通的“度”与“方式”的问题，主张在注意文艺学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还要重视学科发展创新的客观规律。文学理论的边界可以扩大，但不能无规定性、无边界，或人为地造成学科性质的模糊。在方式上，首先重视文学理论与其他艺术理论的自然融合，在与距离较远的学科交叉融通中，则在于以本学科为主进行参照、借鉴与合理吸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杜书瀛先生主张文艺学、美学必须在承认和研究生活与审美、生活与艺术关系的新变化、新动向的基础上，适应这些变化和动向，做出理论上的调整，对新现象做出新解说，甚至不断建立新理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张晶则从当前盛行的视觉文化与文学的内在关系来谈文艺学的建设性变革。他对“文艺学”这个学科概念提出了新的界说，认为文艺学这个名称恰恰能够体现出当今包含了文学和大众传媒联姻的审美现实。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着文学本身及以文学为基础的视觉文化的审美现象。张晶从几个方面阐述了在视觉文化时代文学的地位及与视觉文化的关系。在他看来，图像虽然在人们的审美生活中占有了相当大的比重，但文学作品的主要样式，仍然是现时期人们的重要审美方式。同时，视觉文化的审美因子，不是排斥文学的，反倒是要依靠于文学为其基础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心峰对于文学理论研究的状况提出了质疑，认为处于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窘境。一方面，文学理论研究对于它所隶属的上位系统没有进行系统的学理探讨，同时，文学理论与它的各种子系统的关系也远远没有落到实处。因此，文学科学要想有切实的发展，有必须上升到一般艺术理论和一般艺术学层面进行扎实的研究，而且，文学研究还要就一些更微观的环节进行具体而微的研究。关于文学理论的边界，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杜寒风主张在相对论的意义上是存在着边界的，但边界又是移动着的。他的理由有二：一是从文学理论的历史发展来看，它的边界就是不定的；二是就文学理论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就其分支而言，正是打破边界才有多种理论的交叉渗透。对于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安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钱念孙提出要走多重资源优化整合之路。所谓“多重资源”指一切优秀的中外文学及相关文化遗产，主要在于西方文论资源、中国古代文论资源以及当代文艺评论资源这三端。 在大众传媒、电子媒介成为最为普遍的艺术形式的今天，艺术和文学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关系的变迁是关乎文艺学的发展前景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施旭升对于当代艺术现状进行了理性的批判，他指出当代艺术在表面繁荣下却是文学意义的贫困化。施旭升还提出了“汉赋化”的概念，如同历史上的汉大赋那样，当代艺术中讲究奢华铺陈、形式大于内容已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施旭升重申文学在当代艺术文化中的核心体验的意义。他认为，文艺学如果不能深入地探究文学艺术的人生体验，它也就失去了它的生存之本，另一方面，文艺学如果不能直面文学艺术的当下境况，它也就是了无生气的。关于艺术的性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丁亚平从对话性进行理解。他认为艺术家必须在以艺术实践活动为中介的文化活动中，建构一种属人的对话与表达关系。而对艺术的对话性的认识，构成了文艺学或艺术学的理论与批评的基础。 关于文艺学理论的内在学理建构，与会的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陆贵山从五个维度阐述了艺术的系统本质，这五个维度是，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人本主义学理系统、审美主义学理系统、文化主义学理系统和文本主义学理系统。他主张运用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从不同层面，协同探讨文艺的系统本质或系统属性，逐步建构起“一体、主导、多元”格局的文艺理论的学理系统。对于中国诗学，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王一川教授提出了“现代1”和“现代2”的概念。所谓“现代1”，指中国诗学的现代性的第一时段，时间上是从清末到20世纪80年代；所谓“现代2”，则是指20世纪80年代之后所体现了的现代性。后者是致力于在全球化或世界化的语境中寻求“在世兴我”。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姚文放提出了从文艺美学走向文化美学的可能。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李春青教授阐述了文学理论的中介性。他指出文学理论的产生通常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文学现象呼唤解释，二是某种“元理论”将文学现象视为解释或操控的对象，这两者的结合就是文学理论的中介性的理论形态。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张婷婷认为，文艺学研究应该从学科研究走向问题研究。 关于当前的消费时代文艺特征，有几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析。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冯毓云从建设性的意义上谈了后现代的科学对文艺学的启示。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小元则对电视的影像暴力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暨南大学蒋述卓教授则论述了消费时代的文艺学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