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现代中国对文学甚至整个审美活动的认识、理解和判断，深受俄国文学理论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追求文学的启蒙主义功能和写实主义创作的潮流、192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论争、1930年代以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强烈认同、1950年代以来直接搬用苏联文学理论教科书等，这些现象促成了一种奇特的景观，即不仅俄国文学，而且俄国人关于文学的看法——“俄国文学理论”，都对中国发生了具有强大规模效应的时代性作用。文学理论的这种大规模迁徙，在发挥重大作用的同时，也隐藏着很多问题，诸如迁徙是否发生了变异？迁移到中国的俄苏文论与俄国本土理论是吻合还是发生了变异？中国对俄苏文论的译介和运用，在思想领会和理论把握上是否充分理解了俄国文学理论的实质，在理论体系上是否抓住了俄国文论的整体结构？无论是错位还是吻合，对中国文学理论建设和文学批评带来怎样的影响？ 而说到俄国文学理论，我们肯定可以说，它比西方文论要晚很多，古希腊时代已经有文论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且绵延两千多年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知识论层面上形成了自己的完整体系，诸如《诗学》和《诗艺》比较纯粹地讨论文学问题，并且具有坚实的哲学和美学基础，这就大大提升了西方文论在范畴和体系上的普适性，也促成了文学理论表述上的规范化，这种情形从古希腊罗马一直延续至今不变，以至于成为西方文论最具影响力的惯例；西方文学理论发展与整个社会思潮变迁相一致，诸如也经历了文艺复兴时代强调文学的人性化、古典主义时代强调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化、启蒙主义时代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浪漫主义时代重视文学的再现特性和社会性作用、现代主义时代重视文学的非理性作用等，但是文学理论的任何发展变化总是不脱离古典文论的基础，即西方文学理论发展变化有着延续传统的功能。对此，梁实秋在《文学的美》（1937）中开篇就称，“自亚里士多德以至于今日，文学批评的发展的痕迹与哲学如出一辙，其运动之趋向与时代之划分完全吻合”（注：《东方杂志》第34卷第1号第303页（1937年）。）。可以说，这种理论有影响力是应该的，如直接对文学批评、对人们审美观念的改进等产生作用，如中国新时期对文论的根本性变革就是从引进韦勒克的《文学理论》开始的。按常规，这种文论对现代中国知识界应该更有影响力，而不是其他的文学理论。 因为与西方文学理论相比，俄国文学理论不仅其形成肯定是很晚的事情（18世纪中叶以后），而且俄国文学理论非常不纯粹，缺乏专业性特征：关心文学问题的，远不是从事职业研究文学的学者和文学批评家，专业性研究文学的学者很少，至于从技术层面上专门化研究文学的理论家则更少，关心文学的是整个知识界及其所形成的社会性氛围。也正因为如此，随着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与分化、随着俄国文学的成长与成熟、随着文学批评在俄国的生成与发展、尤其是文学研究制度在俄国的确立等，导致对文学提出深刻见解的很多不是理论家，而是文学批评实践者、文学家本人和其他知识分子。进而，这样的群体对文学的关心自然不是作为纯粹或专门的文学内部规律问题，更多是文学的社会功能问题、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讨论文学问题的方式，不是依据哲学和美学原理进行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附属于文学批评和社会批评，因而纯粹的职业化研究的经典性文学理论文献很少。这样一来就决定了俄国文学理论有其独特的构成：恰当运用西方理论进行俄国文学批评或分析俄国审美观念发展变化问题，这种经验性行为被提升到具有理论意义的文学主张，如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批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批评和人类学美学争鸣、后现代主义中的概念主义（концептуаризм）等，大多是善于借助西方启蒙主义思想或其他理论资源而形成的，其意义在于很及时地对本土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问题进行有效批评，而不是形成了某种体系化的理论；为对抗18世纪以来西方文化思潮或在俄国流行的西方思潮，俄国知识界从本土文化传统中挖掘出来的或者有意识制造出来的一些观念和理论，这些观念和理论被运用到解释俄国文学现象上来，便生成了俄国本土文学理论，诸如聚合性（Собрностъ）、人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社会艺术（соц-арт）等，这类具有强烈地方性特征的概念适用面很有限，很难被用来描述其他国家的文学现象；有机融合西方理论和俄国本土的实践经验而形成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代表性的便是形式主义、巴赫金对话理论、洛特曼符号学等，这些与西方文学理论转向语言论、心理分析、新批评等一道，共同促进了20世纪以来文学理论的发展，对国际社会深化对文学内在规律的认识、对文学的文化现象的理解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很有意味的是，俄国文学理论的这种结构性特点，正是俄国文学批评和理论队伍的构成促成的：由民间批评家的文学批评实践而生成的经验性文学理论，构成了很有生命活力的现实主义、民粹主义和早期马克思主义等文学认识论；与民间文学批评相对的官方文学理论（包括官方人为建构的文学理论体系和官方重新确认的文学批评），这就是与西方文化思潮和理论对抗的那部分俄国理论，它很不具有普适性价值；有限的学院派职业理论家发掘出来的俄国本土经验，并有机融合西方理论经验来重新诠释本土文化现象，指导思想上不受意识形态化限制、表述方式上具有自己的逻辑规律，这套文学主张应该是俄国最有价值的。 这类借助西方理论的滋润，或者要反对西方文化而发展起来的俄国文论，何以就能对1920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产生深刻的影响，且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更为纯粹的西方理论呢？莫非中国缺乏文学理论资源？殊不知，中国传统文论不仅比俄国文学理论有更多的优势，而且与西方古典理论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因为有历史悠久且很丰富的文学创作资源，相应地促使古代知识分子——士大夫也重视文学如何存在和怎样发生作用的问题，并形成了中国文学理论独有的深刻性，哪怕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不系统、缺少西方文论那种依据哲学和美学理论的特点。姑且不论先秦诸子百家对文学和审美活动诸多方面所提出的深刻见解，仅以俄国文学理论特别强调的文学发生学和社会作用论而言，中国文论也不是没有丰厚资源的：众所周知，《楚辞》已经提出“昔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乐记·乐本》篇称“凡音起，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刘安（前179-前122）的《淮南鸿烈》声言“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仪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史记·儒林列传》延续了这样的说法并补充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刘向（前77-前6）在《说苑·遵贤》曰“夫言者，所以抒其胸而发其情者也”，其子刘歆在《七略》中继续倡言“诗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特别是《毛诗序》更系统地运用了儒家思想而提出很深刻的文学社会功能的见解，即“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磋叹之，磋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责也”，至于班固的《诗赋略论》和《离骚序》、王逸的《楚辞章句序》、郑玄（127-200）的《诗谱序》等著名篇章同样继续延续儒家诗学之论。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始强调文学发生学的内部规律问题，声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以示不同作家创作的不同作用，紧接着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等更是强化了文学的内在特点及其产生不同的社会功能问题。此后唐宋元时代诗人和词人论有丰富的诗歌或词创作经验者论文学，更是充满真知灼见。到了明清时期，论及文学，论者不仅重视传统的诗赋，而且开始强调小说。所以，梁启超尽管生平最恶“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并信仰西方的进化论，但在《饮冰室诗话》还是声言“中国事事落他人后，惟文学似差可颉颃西域也……有诗如此，中国文学界足以豪矣”，并且极力推崇黄公度和杜工部诗歌创作（如是评价后者曰，“他的情感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的表情方式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深处，能将它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地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人比得上，所以我称他情圣”——《饮冰室合集·文集》卷38）。无须再说中国古人对文学其他体方面的深刻见解，仅此足以有助于现代中国清醒认识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存在的本质、文学发展的规律等重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