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7-6522.2016.05.006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6)05-0061-11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之一，对当代西方文论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中国当代文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范围地接受西方文论，从此，各种西方文论在中国文论中开始了漫长的“理论旅行”。在这个过程中，后现代主义从不缺席，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拿来理论”。后现代主义使当代中国文论迅速加入了“理论的全球化”过程，当代中国文论则以“介绍式”、“概念式”、“套用式”、“运动式”等话语归置方式迅速与后现代主义话语对接，使后现代主义顺利地在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实现话语应用和知识传播。在本文中，我使用了“话语归置”这样一个较为中性的概念，“归置”的原意是整理、归纳、安顿，所谓“话语归置”就是后现代话语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之间某种关系的重新梳理，并试图在这个层面上引入批判和反思。 一、中国当代文论在何种意义上应用“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最早被引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是在曾经引领中国当代文化界、思想界风气之先的20世纪80年代。①近40年过去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理论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按英国文化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说法，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世界范围内的文论研究已经走向了“理论之后”。这个说法同样被中国学界广泛接受，并一度引起小范围的研究热潮。但另一方面，无论理论落潮的声音如何强大，我们始终没有丧失对理论的热忱。正像伊格尔顿所说的：“毫无疑问，新世纪终将会诞生出自己的一批精神领袖。然而眼下，我们还在利用历史。”[1]4后现代主义就是如此。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者早就指出：“并不存在什么统一的后现代理论，甚至各种立场之间连基本的一致性也没有。”[2]2但这并不影响中国学界在各种学术问题研究中仍然广泛应用后现代话语。在相关的学术文章中，动辄冠以“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某某问题研究”、“某某作品的后现代主义风格探究”、“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的某某写作”等等。熟悉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现状的学者都明白，这种研究因缺乏基本的问题意识早已过时。这种话语状况之所以存在，说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后现代主义话语已经充分符码化、学科化了。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就曾指出，后现代主义理论追随后结构主义获得了某种“话语优先”的地位。这种“话语优先”理论发展出了一种“用符号系统及其符码和话语来分析文化和社会的话语理论”。这种话语理论“把所有的社会现象都看成是依照一定的符码和规则建立起来的符号性建构物，因而适合用指意模式(model of signification)和指意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s)进行语言分析”。[2]33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当代文论中的后现代主义正在实践着这样一种话语理论，这种话语理论不是以问题性研究为基础和目的，而是以某种现象、话语、观点和立场的描述性为目标。最终的结果是，无论研究对象的实际意义如何，总会在一种相对较为周严的论证中赋予其某种后现代的符码意义，以这种方式，后现代话语不是具体的研究性结论，而是某种话语阐释的符码化建构的结果。 如果说，这种符码化建构是后现代主义“话语优先”理论的结果的话，那么，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导致这种符码化表征的则是后现代理论的具体应用方式。而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应用到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呢？大致有“介绍式”、“概念式”、“套用式”以及“运动式”四种话语应用方式。第一是“介绍式”的。“介绍式”的话语应用方式大概是在后现代主义初步引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时期明显地表现出来的，但又不仅限于这个时期。即使是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某些研究成果仅仅是满足于某个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观点和思想介绍。我们不否认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开始引入中国时，这种“介绍式”的话语应用方式有其理论价值和功能，特别是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研究者，他们最初的理论贡献是值得肯定的。比如，最早向中国介绍后现代主义的汤永宽和董鼎山先生，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翻译家。他们对后现代主义的介绍不是一种理论式的，而是文学评析式的。这种文学评析更多的是从文学体裁和文本的角度向中国介绍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精神和思想风格，这种介绍是有意义的，与后现代主义的“话语优先”无关。但是后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被大量引进，某些“介绍式”话语就乏善可陈了。这种“介绍式”话语往往围绕某一个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或理论流派的观点展开，在资料研读的基础上把某种后现代主义观念照搬进来，学界俗称“理论贩卖”；既缺乏深层观念和理论谱系的考古分析，又没有文本或作品的详细研读作为支撑，更谈不上什么批评效果。第二是“概念式”的。“概念式”的话语应用方式重在有关后现代主义相关概念、范畴的清理，特别是围绕后现代的来源、背景及其理论特征做相关的理论定义，如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多元化、反权威、反基础主义、反人道主义、非理性主义、非中心化等等。这种方式做的是后现代主义的惯用语史的清理工作，这样的话语应用方式往往有失浮泛，具体性有余而问题性不足。对于中国当代文论来说，应用后现代主义不可能不涉及各种后现代主义概念、术语、范畴，但同样值得思考的是，“后现代的概念主要是概念的建构，旨在从事一定的阐释和解释工作，而非中立的描述用语”。[3]29各种理论概念应用过多而且不加辨析和学理阐释，往往造成理论研究的“夹生”。第三是“套用式”的。用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概念术语来套用到具体的研究对象上，以后现代主义来涵盖“从某些建筑风格到某些哲学观点的一切事物”。[4]1这种后现代话语应用方式重在描述分析，突出思想风格研究，但往往忽视具体现象的实际意义，是后现代主义理论滥用的最典型表现。无论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后现代分析多么周严，但实际上“没有本质上就是‘后现代的’现象”。[3]28第四是“运动式”的。所谓“运动式”话语就是后现代研究的“一窝蜂”现象。纵观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基本格局，各种冠以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中最时髦的问题之一。各种专著、学术论文、博士毕业论文、硕士毕业论文不可胜数，从而出现了后现代主义话语的极度繁荣。大家一股脑地都涌入到后现代主义研究中，但往往是对同一个研究对象，出现不同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评价。所以，表面上是后现代主义话语的繁荣，但缺乏基本的学术探讨和学术研究的一致性结论，最终是只见理论，不见文本分析的有效性，更缺乏统一的批评立场。结果造成各种冠以后现代主义的阐释研究不断出现，但真正的杰作却寥寥无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