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001－022X（2008）02－0147－04 胡风文学理论一开始就坚持文艺的社会功用性，注重文艺的社会意义与时代内涵，反对脱离社会现实，呈现出现实主义倾向。胡风文艺思想中的现实主义倾向，也体现在对文艺本质的认识上。他强调：文艺是从实际生活产生出来的，“而且是反映生活的。怎样说是反映生活的呢？那意思是，文艺的内容是从实际生活取来，它的内容以及表现那内容的形式都是被实际生活决定的”[1](第2卷,P293)。文艺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在某种社会里产生的作品，只能反映该社会生活特定的风貌、特定的色彩和特定的性格。他同时指出：“说文艺是生活的反映，并不是说文艺像一面镜子，平面地没有差别地反映生活的一切细节。能够说出生活里的进步的趋势，能够说出在万花缭乱的生活里面看到或感觉到的贯穿着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脉络者，才是有真实性的作品。所以，文艺并不是生活的复写，文艺作品所表现的东西须得是作家从生活里提炼出来，和作家的主观活动起了化学作用以后的结果。文艺不是生活的奴隶，不是向眼前的生活屈服，它必须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能够有把生活向前推进的力量。”[1](第2卷,P318) 他由此提出：文艺作品的价值应由所反映的生活真实的强弱来决定，这种对于文艺的理解就是现实主义（realism）。 胡风文艺思想中的现实主义倾向，集中体现为致力解决文艺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比如，1930年代，胡风不满“左联”中“主观公式主义”与“客观主义”倾向，深刻分析了两者的危害性，给予强烈批评。他指出：客观主义的症结在于对生活现象的屈服，既不能提炼生活，也不能推动生活，使读者无法从文艺作品得到力量。“有的作品较冷静地描写了一段污秽的或平庸的生活，有的作品平面地叙述了一件事故的经过……但这些不过是生活现象的留声机片，失掉了和广大的人生脉搏的关联；既没有作者的向着人生远景的情热，又不能涌出息息动人的生活的真情。”对主观主义，胡风指出：“公式主义是一种态度，一种看法，这态度或看法是从一个固定的抽象的观念引申出来的，不顾实际生活的千变万化的情形，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把这个固定的看法套将上去。”[1](第2卷,P323) 他认为标语口号作品就是主观主义鲜活的例证，这类作品失去了生活内容的真实，只演绎抽象的观念，结果把生活弄成了死板的模型、干燥的图案，既没有贯注作者的情愫，更不能产生强大的艺术力量。再比如，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战争对文艺创作的需要，胡风极力推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强调“在神圣的火线后面，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在这反映里提高民众的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文艺作家这一工作，一方面要被壮烈的抗战行动所推动，所激励，一方面将被在抗战的热情里涌动着生长着的万千读者所需要，所监视。”[1](第2卷,P498) 建国以后，胡风忧心文艺领域“左”的倾向日益严重，写出“三十万言书”，详细论述了阻碍文艺繁荣的主要障碍，所提出的“五把刀子”理论句句切中实际、击中要害。可见，胡风不盲从权威，也不搬弄高深的理论，往往立足文学实践，结合自身创作体会，一点一滴总结经验，最终解决实际问题，而非单靠理论推导赚取噱头、哗众取宠。 在文艺批评方面，现实主义倾向也体现得非常充分。胡风曾专门指出：“文艺批评的对象是具体的作品，具体的文艺现象。”[1](第3卷,P196) 强调文艺批评的任务是“在活的过程上说明文艺世界里的已经衰老的，正要衰老的，开始成长的，含苞待放的，各种生命的性质和它们的社会基础。”[1](第3卷，P199) 因此，他要求批评家“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被生活经验所培养出来的敏锐的感应能力，要有坚贞的人生愿望，以及从人生愿望所产生的勇敢的突出气魄。批评家，我们所要求的批评家，得是认真的生活者，积极的战斗者。”[1](第3卷，P196) 认真的生活者，积极的战斗者，首先必须从实践的立场出发，直面文艺现实，直面文艺作品。所以，他认为批评不是经验主义，也不是公式主义；批评家不是手艺师傅，也不是作文教师，对于作品形式的表现成败的指摘，应当基于生活的实践立场，是为了作品内容的思想分析上的要求，决不能脱离作品和文学实践，进行凭空评判。 现实主义倾向在胡风涉及编辑的观点中也有所体现。比如，他非常重视对文学新人的发现和培养，他曾在《七月》上声明决不拉成名作家的稿子。在他的激励培养下，丘东平、路翎、艾青、田间等一批文学新人迅速崛起。再比如，在如何编辑稿件等问题上，他提出“编辑者能做的只是拿住主要的方向、基本的态度，至于内容上部分的缺陷，甚至部分的错误，那是不必干涉的、作者的责任。如果一一改正了，那就成了编者个人杂志，将弄得没有生命了。事实上，有一部分稿子，编者是在付印之前清楚地知道那缺陷、那错误的，却故意地留下‘空隙’，作为批评家和读者的批判精神活动的余地。没有特别设法起批评活动，那倒是我们工作上的弱点。”[1](第5卷,P267) 在这一观点指导下，胡风所办的《七月》、《希望》采取用编辑态度和具体作品去诱发作者的方针，不仅在期刊界站稳了脚跟，获得了稳定读者群，也逐步扩大了影响，成为国统区知名的进步文学期刊。 胡风与同时代文艺理论家不一样，他本人就是知名诗人，具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在其文艺思想中，我们同样能感受到诗人的激情，诗化的语言和诗性的思维，加之师承鲁迅，继承了“五四”人本主义传统。因此，他虽力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却能充分运用诗人特有的艺术直觉、艺术想像力，大胆探索创新，使其文艺思想充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辉。 在文艺创作问题上，胡风坚持文艺“为人生”，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并提出了理想化的目标。在他看来，文学艺术须正视现实生活，但不能局限于反映现实生活，而要追求人生，因为“没有了人生就没有文艺，离开了服务人生，文艺就没有存在价值”[1](第2卷,P3)。他所说的人生并非是抽象的，既包含了有关历史（社会）的内容，也包含了历史的发展和历史的矛盾中给人的灵魂打上烙印的东西。“现实主义的任务就是写出人的灵魂，通过写出人的灵魂写出那灵魂后面的历史。而集中表现一个人的灵魂的，是他的人生态度，是他的人生。”[2](P14) 胡风认为：文艺创作只有“写人生”，才能发掘、揭露出人在特定命运中的灵魂，让人感受到“病态社会”的“病态”和“不幸的人们”的“不幸”，进而加以评判和改造，否定旧的人生，促进新的人生的生长，重塑有理想并能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人，最终创造出一种新的战斗的人生。所以，胡风把文艺反映的现实进一步拓展，上升到关注人的灵魂、改造人的灵魂高度。与批判现实主义相比，他更追求生活的深刻与人的灵魂深刻的统一，表现出鲜明的“文化启蒙”姿态，但这显然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要求不适应、不合拍，其理想色彩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