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活动对个体参与者而言，其文化功能是以审美方式建设他的内在文化环境，就其与社会关系而言，确立适应人发展要求的社会文化秩序，则是其价值所在。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有它自己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如果能够保持内部结构的有机性，使其处于一种协调一致的组合动作状态，便会在社会上呈现出一种较为良好的文化秩序，即指导社会活动的行为准则和制约人们思想与生存取向的社会价值观念有效而且稳定，社会制度的运转和功能发挥正常，社会基本的风俗习惯人们依然恪守。社会文化秩序的良好，有利于社会的稳步发展，这表明，该社会文化体系总体上能够满足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要求，能够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维持政治进步，促进人际间的文明。如果说，一个社会的结构从上至下，是由表示大多数成员向往的理想社会的社会价值、表示社会存在着从事不同功能活动的集体单位和角色单位的制度形式、特殊集合体（诸如政党、企业、学校、家庭等）和角色类型组成的，那么，在社会文化秩序良好的情况下，上述社会的四个层次构成一个分级控制的层阶，在低层次与高层次不一致的时候，常是高层次对低层次施加压力，加以“匡正”；不需要“匡正”的时候，就是社会控制已经见效。总之，社会处于平稳发展状态。问题是，任何一种社会文化体系，都不可能永远处于一种协调一致的组合运作状态。随着代表新文化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壮大，它必然要对既定的文化体系进行革新或重构，从而改变旧的社会文化秩序，使其有利于自身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西方由中世纪向文艺复兴的过渡，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都引发了社会文化体系的革新和社会文化秩序的重构，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人的发展要求。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社会文化体系和社会文化秩序的新旧更替，总是同人的文学活动有着不容忽视的密切联系。文学活动的怀疑精神与批判精神，始终指向限制人性健康发展的一切不合理制度与畸型的人际关系，使其不论在剖析旧的文化体系和呼唤新的文化秩序方面，还是在颂扬体现新的人生价值的人物、展望未来理想社会方面，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为了趋优而创新是人的基本文化属性 文学活动的怀疑精神与批判精神，何以会始终指向限制人性健康发展的一切不合理制度与畸型的人际关系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有必要认识人的文化属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比较了人与动物的需要，他说：“动物用一套局限的手段和方法来满足它的同样局限的需要。人虽然也受到这种限制，但同时证实他能超出这种限制并证实他的普遍性，借以证实的首先是需要和满足手段的殊多性，其次是具体的需要分解和区分为个别的部分和方面，后者又转而成为特殊化了的，从而更抽象的各种不同需要。”（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5页。）人的“需要和满足手段的殊多性”，说明人有着远非动物所可比拟的追求物质与精神的不可限定性；人的“具体需要”的可分解即将其转化为“更抽象的各种不同需要”，说明人有能力将殊多的需要组成需要体系。与人成体系的需要紧密联系的，是其满足它的成体系的生产活动。人的这种“需要的体系”与“生产的体系”的相因相进构成了人的生命活动本身，它意味着：第一，需要体现人的本性，劳动确证人的本质。“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们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人虽然是“受动”与“能动”共在的存在物，但由于人的生存的受动性具有激发并高扬其生存的能动性的作用，所以“受动”本身常为“能动”所主使。因为人能与事物构成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形成关于“我”的意识，“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人的这种“我”的意识与其“需要”的统一产生价值意向，正是人的需要和价值意向的中介作用，使其生存的受动性转化为能动性，即为满足自身需要而能动地设计并进行相应的生产，同时在生产活动中“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直至“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就是人的这种“受动”而更“能动”的生命活动，使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日益成为“人的自然存在物”，使作为人的存在对象的自然，日益成为“人化的自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页。）。人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在人的不断生成中的这种作用告诉我们：人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4页。），而劳动生产确证着他们的本质。这也就是说，人是自己的主宰，是自己的理由。马克思正是立足于此，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第二，历史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根据需要的不同，可以自然为对象，使自然成为“人化的自然”；还可以在以自然为对象的同时，以社会为对象，亦即以人为对象，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对象，使人与人的关系乃至整个社会也能按照人的需要而不断地趋于人化；人类社会存在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家庭、国家、意识，都是人通过自己的生命活动（劳动）在诸多的对象性关系中自我实现、自我生成的一种抽象。由于人的生命活动是代代相承的，因此现实的人不可能不以以往人的全部历史为存在对象，使人的历史不仅得到继承，而且得到发展。可以说，人化的自然、日趋人化的社会和人的历史本身，都是人的生命活动历程的体现，都是人的生命活动历史的产物。恩格斯认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人就是在追求着自己目的的活动中构建了一个人的世界，文化的世界，并在这个过程中使自身具有了这样的能力：克服“受动”的能力。人因“受动”使自己意识到认识所需对象的规律的重要性，只有掌握了对象的规律，并据此对其进行符合需要的改造，对象才可能成为人的真正对象，“能动”才能成为现实。这种能力实质上是人的合规律性的能力，是不断提升“能动”的能力。人的这种根据需要确定对象、按照规律改造对象，并使目的得以完满实现的能力，不仅使人积累下丰富的合目的性的经验，而且强化了人的价值观念，进而提高和优化了人需要的品位。人在追求自己目的的历史活动中把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统一在实践中，于是，第三，为了趋优而创新就成为人的基本文化属性。所谓人的文化属性，是指人在为了满足自己的系统需要而实现系统生产（实践）的过程中，所具有的最基本的性质和特点。统观人类的发展史，我们便会发现，人的生存价值目标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种水平上，从充饥到美食，由性交到爱情，人总在既有的水平上不断优化和提升着自己的生存状态。显然在人的系统需要中有一种追求尽可能完美的意识支配着它，虽然这种完美的尺度是发展变化的，但却是在满足任何需要时它都是要发挥作用的，所以马克思说“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种追求尽可能完美的意识，既是人避祸趋福本能的升华，又是人关于“我”的意识在诸关系中愈来愈凸现，要求全面发展的自觉度愈来愈鲜明的表现。追求尽可能完美的意识就是趋优意识，由于它对人的需要的支配，不仅增强了需要自身的更新性，而且增强了需要在活动中的动力性和超越性。人之所以不会长期地重复前人的生命活动，而不断地创造自己的新生活，或者，人之所以要与旧的生存方式发生冲突，重建适应自己需要的新的生存方式，其内在根源就是支配需要系统的趋优意识。为了趋优而创新，使人类的文化得到持续的发展，也使人自身获得了历史的、现实性的自由，并日趋逼近那种以全面发展为内容的真正自由。其实，被人的“受动性”所引发并激扬的人的“能动性”本身，就包含着人的为了趋优而创新这一基本的文化属性。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当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3页。）时，绝不仅仅是一个本然的事实判断的命题，而且也是一个当然的价值判断的命题。因为人们虽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但由于人在以对象化为特征的实践活动中，不断提升着自己，发展着自己的趋优意识，这就使其创造不可能不改变那些不再适合需要的一切社会形式。这样一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实质上是一部人类不断追求优化而创造新的生存方式的历史，人的为了趋优而创新的基本文化属性也正是在这一历史长河中形成和发展的。文学活动是一种心灵文化，人为了趋优而创新的基本文化属性，常常在文学活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如果说，旧的生产关系之所以不断地被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不是由于生产关系本身的自我超越，也不是由于生产关系把人当作工具使用所造成的新陈代谢，而是由于现实的人为了追求尽可能完美的生存方式，不得不对现有活动条件的改变，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不是先有了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