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8）01—0059—10 在理论创新已成为当下最响亮的学术口号和目标之背景下，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代的生命力和阐释方向，也即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面对传统文论研究如何走向当代社会和当代文化语境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反思我们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理念。从理论层面来看，“当代性”问题的提出，其根本目的首先在于消除笼罩在古代文论研究上的种种遮蔽和误区，以期从学术立场阐发和彰显其当代意义，并为现代人所遭遇的生存困境和文学困境寻找一条可能的解决路径。 长期以来，囿于西方近代哲学及文艺学观念的局限，学界往往将古代文论置于近代知识论和知性科学的背景下加以观照，致使对古代文论的本体论价值和当代意义完全估计不足，古代文论的知识特性、表达方式乃至学术担当与价值意义一度就被遮蔽在这种近代误读之中。在研究阐释中，完全囿于近代哲学的知识论和本质主义的思维逻辑，在总体上并不能展现古代文论的知识宗旨与精神特质，使得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代知识状况下被看成是一种过时的理论，缺乏对当代问题的回应。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及其生成问题的提出，首先是针对这种对于古代文论的近代误读，并导致其当代意义被遮蔽而言的。 纵观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百年学术史，从研究理念、研究方法、价值目标，一直到研究中所具体运用的知识工具，乃至于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嬗变，都是导致学术创新、学术增长和学术范式生成的最为直接和有效的驱动力量。所以，如何在当代思想文化和学术语境下阐发传统文论的当代性意义，如何对于传统文论研究的当代性价值诉求达到一个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既适合当前学术文化和理论话语建构所需，又符合深化传统文论研究的自身的学理要求的准确定位，对于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具有关键性意义。本文重点探析本体性阐释路径与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生成之关系，不足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和价值的生成，其作为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适性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对古代经典的重新“阐释”，这种“阐释”不再仅仅只是一种方法，而是西方现代哲学解释学所强调的“本体性的阐释”，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只能在这种“本体阐释”中生成。西方现代解释学有关经典阐释的基本观念，超越了西方及中国传统的解释学理论，实现了由视阐释为方法到视阐释为本体的重大转向，一般称之为“阐释”观念的“本体化”转型。这种“阐释”之“本体化”转型，较好地回应了经典阐释活动中诠释个体（创造性、先见等）与经典文本、主观与客观、传统与现代乃至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等诸要素之间的矛盾等问题。如果稍加引申或改造，我们还可以把理论与现实等关系纳入这种本体性阐释中来分析：阐释者所处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同样也是经典阐释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总要介入其中。总之，我们可以把这种本体化阐释，作为古代文论研究进一步发展并不断实现其当代性价值的基本路径。 探讨本体性阐释与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之生成问题，首先遇到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在作为一种知识和思想生产过程的古代文论现代阐释活动中，如何处理阐释与评价两者的关系，这是古代文论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更是本体性阐释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这里，我们不妨先从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所谓“价值中立”开始展开相关讨论。 “价值中立”是韦伯吸收实证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价值中立思想和新康德主义把事实与价值、价值联系与价值评价作区别的相关主张的思想产物。韦伯的“价值中立”有如下两层含义：一、研究者一旦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念选择了研究课题，他就必须停止使用任何主观的价值观念，而必须遵从他所发现的材料的导引，而不管使用这种材料的结果对自己是否有用。二、在研究的过程中，要严格区分事实范畴和价值范畴、事实认知和价值认知、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有所混淆，以致犯下从“事实的陈述”而推出“应该的陈述”的错误。韦伯致力于建立一种社会学的纯粹的客观方法论，其“价值中立”思想主要体现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等文章中，其基本的目的在于“存在的知识”与“应该存在的知识”之间的原则区分：“经验科学无法向任何人说明他应该做什么，而只是说明他能做什么——和在某些情况下——他想要做什么。”“使人们意识到这种显示在具体的价值判断之中的最终价值尺度，当然是它不必踏入思辨的领域就能成就的最后的工作。至于判断的主体是否应该拥护这些最终的价值尺度，那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这涉及意欲和良知的问题，而非经验认识问题。”[1](P5—6) 韦伯的这种研究方法之历史意义，在于把社会科学从神学和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但其致命之处在于，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同，用客观主义排除社会科学的不可或缺的价值倾向问题，加之，“价值中立”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因而这种理论上的内在悖论所引发的争论，也就从未停息过。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os Kuhn）认为，科学的阶段性发展都是“范式”的变动，都基于世界观的变化，他将价值列入科学哲学，在科学研究中，价值问题不仅不能回避，而且应该特别关注。上世纪60年代以来，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Marcuse）等人从反实证主义立场出发，认为科学技术表面上是“客观的”、“中立的”、排斥价值判断的，但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是造成“单向度社会”的根源，具有自觉地为资本主义现存制度辩护的性质，因此，他们的“批判理论”，首先就强调要摒弃价值中立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