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特征 所谓“话语”（discourse），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或谈话，而是借用当代的话语分析理论（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的概念，专指文化意义建构的法则。“这些法则是指在一定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思维、表达、沟通与解读等方面的基本规则，是意义的建构方式（to determine how meaning is constructed）和交流与创立知识的方式（the way we both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create knowledge）。”[1]335 说得更简洁一点，话语就是指一定文化思维和言说的基本范畴和规则。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无非就是“风骨”、“妙悟”、“意境”等等范畴而已，这是一个误解，古代文论范畴并不是笔者所说的“文化规则”。每一种文化、文论都有自己的规则，范畴只是话语表层的东西，而文化规则是支配范畴的深层的东西；范畴是有时代性的，而文化规则是贯穿于历史长河之中的。此即笔者常说的“死范畴”、“活规则”，即范畴可能死亡，而规则仍然存在，规则不会随着范畴的过时而死亡。例如先秦没有“风骨”范畴，魏晋没有“妙悟”范畴，唐代也无“神韵”概念，这些具体的、个别的范畴都有时代局限性，随着时代产生，也随着时代而消亡。但是支配这些范畴的深层文化规则一旦形成，是不会轻易消失的，并始终支配着文论范畴。中国固有的文化规则是什么呢？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两个： （一）以“道”为核心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方式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言可言，非常言。”就是意义的生成方式。“道”是万物的本源，也是意义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从哪里生出意义呢？是从虚无中产生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王弼解释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这种“无”并不是空空如也的“无”，而是一种以“无”为本的“无物之物”。“无中生有”的意义生成方式与逻各斯的“有中生有”是根本不同的，由此确立了中西方文化和文论的不同方向与路径，“无中生有”也就成为中国固有的文化规则之一。 意义的生成方式决定了话语言说方式，“道”的不可言说性也就是意义的不可言说性，意义不可言说但又必须用语言来表达，这就有了庄子所说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也就有了《周易·系辞》所说的“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逐渐形成了强调言外之意、象外之象的话语言说方式。这个话语方式表现在“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不言言之”中，表现在“简言以达旨”的“简言言之”中，表现在“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的“略言言之”中，更表现在“比兴”、“兴趣”、“妙悟”、“神韵”、“意境”等文论范畴中。 强调意义的不可言说性始终是中国文化一个潜在的、深层的文化规则。例如刘勰讲“隐秀”，注重“文外之重旨”；钟嵘论“滋味”，强调“文已尽而意有余”；司空图论“味外味”，提倡“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严沧浪讲“兴趣”，强调“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王士祯讲“神韵”，注重“气韵生动”、“妙在象外”。至于“比兴”、“寄托”等诸多范畴，基本上都受这个文化规则的制约，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话语表达方式，这套体系又具体体现在“以少总多”、“虚实相生”、“言意之辩”等等话题上。 （二）儒家“依经立义”的意义建构方式和“解经”话语模式 孔子之所以成为中华文化的“至圣先师”，就在于他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来建构意义，从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本范型和话语模式。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就是遵循旧作，整理古代典籍。孔子所编定的《诗》、《书》、《礼》、《乐》、《春秋》以及为《易》作传等等，建立了中国文人以经为本、解经为事、依经立义的解读模式和意义建构方式。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儒家学派前后绵延两千余年，“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有一批贯通古今的基本典籍，就是孔子所整理编纂删定的《六经》”。孔子在编纂经典的过程中，对古代典籍进行了广泛的解说与阐释，“思无邪”、“兴观群怨”、“文质彬彬”等等，就是在对《诗经》的解释中提出来的。 汉代有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分，但在其意义的生成方式上都是依经立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正统地位；魏晋时代，玄学昌盛，以《周易》、《老子》、《庄子》为代表的“三玄”就是玄学的经典；宋代理学繁荣，涌现出了二程、朱熹等解经大师；明代王阳明心学影响下的文论话语注重从“六艺之学”中“寄精神心术之妙”（王顺之《与顾箬溪中丞书》）；清代的朴学遵守以考据为基点的解经方式。综观中国历代学术的发展，尽管条流纷糅、学派林立，但无论经学、玄学、理学、心学、朴学，其最根本的意义生成方式都是依经立义，就是宗经。“依经立义”的意义建构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话语言说方式，这就是对经书的阐释方法：传、注、正义、笺、疏等名目繁多的注解方式，就是依经立义的话语言说方式。 以这套话语方式为根基又引申出进一步的话语言说方式。例如，“文约而指博”的“《春秋》笔法”，以一字之差寓褒贬之意；“微言大义”的话语方式讲究“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以意逆志”的解读方法强调“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毛诗序》提出“婉言谲谏”、“比兴互陈”的意义曲折表述方式；董仲舒倡言“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的阐释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