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外来思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能在现代中国生根发芽，并最终取得统治地位，必然是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一种同中国特殊实际相结合的艰难磨砺，一种由不明确到明确、不自觉到自觉的曲折前行。在近百年的历程中，从20世纪初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是一段非常艰难和关键的时期，它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调。过去，在此方面的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比较而言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尤其存在着视角上的偏颇：或以现实维度取代文艺规律，责怪文艺太过高飘；或以文艺规律消解现实维度，非难文艺太过媚俗。两种取论上的偏颇均曲解了当时的理论与实际，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文艺理论原则，更难以说明后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活力。基于此，本文拟从现实与文艺的内在联系出发，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当时中国的文艺理论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在创作原则上，它是怎样对待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的？在创作方法上，它又是如何用艺术方式把握世界的？在文艺批评上，它是以何种标准来要求文艺的？ 一 中国的文艺理论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目前的研究者多从理论自身的需要来找原因，认为当时的文学革命需要一种关注现实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投合了这种需求，这才有了后者的传入。本文以为，这种从文艺理论内部找原因的办法固然有它的长处，能帮助我们解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其中国化形态的通约性、普遍性，但若想解释理论传入后的特殊性，必须考虑当时的社会需要，否则就很难真正理解，为什么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反对封建主义的问题上立场鲜明，在反帝尤其是在反资问题上却出现多次立场波动；① 也很难真正理解，为什么当时的文艺理论有那么浓重的政治色彩，而每当文艺与社会政治出现抵牾时，后者往往成为衡量一切的杠杆。这些主要是出于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而不单纯是理论本身的问题。不了解这一点，不但难以清楚地解释那段历史，更不能公允地评价那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入是应中国社会实际的需要，并不是说在直接意义上需要它，而是说当时中国因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才选择了这种主义的文艺理论。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苏俄十月革命前大量西方文艺思潮被译介过来的情形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述却没被介绍进来，而只是这种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后才逐渐传入。以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情况为例，据统计，仅从1920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到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就有22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原著被译成中文，这还不包括多次被重译、节译、重版的情形，② 而二人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则一篇未有。至于非经典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著述，笔者初步统计也只有8种，③ 且多是对俄罗斯文艺状况的介绍性文字。其中，列宁的《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应是分量最重的一篇，但也只是俄化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它有着强烈的本土色彩和时代的政策意味，现在看来恐怕也很难算得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一部分。而从翻译时间上看，列宁两篇文章和另外几种反映苏俄文艺论争方面的著述也都集中在1925、1926年译出，比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晚了五年多。译文的数量、经典程度及翻译、传入时间的先后意味着逻辑上的主从关系，这说明如果不是呼应马克思主义所针对的社会实际问题，这种主义的文艺理论就失去了传入的理由。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依附性，也是它滞后的特殊性。最初的传入时如此，在后来传播开来时依然如此。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传入原因的回答，同时也是对其文艺理论传入原因的回答。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当时中国的实际命运密切相关。1917年，当胡适那篇《文学改良刍议》漂洋过海，登载在《新青年》上，一场彻底反对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思想革命就应运而生了。可是，为什么要反对封建？为什么要“民主”和“科学”？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封建的那套东西不管用了。1840年以来的历史给中国人以残酷的教训，再紧抱着老祖宗不放，唯一的结局只有国灭族亡，所以才有了向西方学习的理念，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有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百日维新”，有了昙花一现的辛亥革命。可是，这些学习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学人家的武器，自己的体制不行；学英日的君主立宪，慈禧不答应；推翻了体制，非但帝国主义要干预，老百姓也不懂。鲁迅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④ 怀疑、失望乃至颓唐毕竟只是暂时，猛醒之后就发现，最根本的还是要学人家的思想，于是才有了文学革命。如果没有骨子里蛰伏的反帝，就不会有文学革命的彻底反对封建主义。 反对封建主义给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提供了必要条件，令其可以成为众多西方思潮中的一个参考“药方”。可是它绝不是唯一的药方，甚至十月革命的成功，最初也只是榜样的力量，这力量不小，却也只是必要条件，这时还没有必须要跟它走的充分理由。但随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特别是巴黎和会的召开，一切都开始变得不同起来。当初，人们虽因辛亥革命的失败而颓唐，但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没有彻底失望。随着“一战”的展开，两个帝国主义集团花了那么多钱，死了那么多人，自由、平等、博爱的面纱被自己撕得粉碎，人们的失望更加深了一层，但还没有绝望；特别是在战争结束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和平宣言十四条”，协约国也大肆宣传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人们心中难免还存一丝幻想，陈独秀就说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⑤ 可时间不长，巴黎和会没把德国占领的山东青岛归还给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抖手转让给日本，公理何在？！虽然比李大钊晚了一步，⑥ 但陈独秀毕竟还是醒悟过来，于是在《每周评论》第8号上写了两条随感，一是说威尔逊无非是以空对空的“大炮”，二是说“公理何在”。⑦ 他绝望了，于是选择了唯一的选择：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愤怒了，于是蛰伏的种子终于萌发，有了反帝的“五四”爱国运动。文学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提供了必要条件，为五四运动的反帝提供的却是充分条件。两个条件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就由十月革命后的最初传入，转到了大范围的传播，正如丁守和先生所说，陈独秀的思想转变“是有代表性的，而且影响也是较大的”。⑧ 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了，那只有走俄国式的道路，于是，马克思主义就成了有识之士的唯一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