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挑战与困惑 很高兴再次来到清华大学。四年前，我曾在这里做过一次关于性别研究的讨论，那时候我正好编了一本大部头的女性诗集（Kang-I Sun Chang and Haun Saussy,eds.,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Stanford Univ.Press,1999）。现在正在做另一个项目。所以，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是另一个题目。 我现在正在做的项目是主持撰写《剑桥中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就首先从文学史说起。近年来，无论在欧美、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文学史的重写都成了一个极为热门的话题。所以，今天就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正在主持撰写的这个文学史，把这个项目从开始策划到进行到现在为止的过程以及所积累的一些经验与大家分享一下，也希望听到大家好的建议。 《剑桥中国文学史》是如何开始的呢？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后期，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文学史》系列出版了三本国别文学史，三本都是欧洲国家的文学史，并且都是单本的，还是畅销书。一部是《剑桥俄罗斯文学史》，1989年出版，1992年再版；另一本是《剑桥意大利文学史》，1996年出版；还有一本是《剑桥德国文学史》，1997年出版。2003年秋天，剑桥大学出版社开始策划东亚各国的文学史。当然，东亚各国的文学史肯定会从日本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开始。2003年10月7日，我收到剑桥大学出版社该系列的总编琳达·布瑞（Linda Bree）博士的邮件，她希望我主持编写一部单卷的、畅销书样子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并希望我尽快考虑。收到信后，我心情极为复杂，心里一直在犹豫，很难马上作出决定。从正面看来，多年来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 Is a new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 " （一种新的文学史是可能的吗？）或者说：重写文学史，尤其是中国文学史是可能的吗？所以，我想如果有机会能够编写一部《剑桥中国文学史》，那就获得了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机会，长久以来存在我心中的愿望也就能够实现了。就如诸位所知，《剑桥中国史》已经有了，而且还是一个很大的系列，但是，一直都没有《剑桥中国文学史》。因此，从这方面来看，这个邀请使我感到兴奋；同时，上述已经出版的三个单本的文学史都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所以，从这方面看，这个邀请的诱惑力是很大的。还有就是我对《剑桥文学史》的写法很感兴趣。就是因为其写法是按时间顺序的（chronological），即是按年代安排的。尤其是《剑桥意大利文学史》，基本是用年代分期，然后在每一个分期里，对文学、文化、作家流派等，进行全面和详细的综述和分述。而且每一个时代都由那个“领域”（field）、那个学科最杰出的学者来负责撰写。这就是《剑桥文学史》编写的一个定式（format）。所以，我想如果能够这样进行文学史的改写或“重写”的话，也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很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我就对剑桥大学出版社该文学史系列的总编琳达·布瑞说，我基本上非常喜欢《剑桥文学史》以年代来划分的文学史编写方法，主要是因为我一向对欧美汉学界以文体作为分类这一观念有所批评，认为这种做法是很成问题的。所以，如果能够藉着编撰《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机会，更正这样一个观念，我觉得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现在的欧美汉学界，只有中国诗史、中国词史、中国小说史、中国戏剧史的观念，但缺乏一个全面的中国文学史的观念，所以，欧美人士对于中国文学史的观念都是比较片面和残缺的。比方说，我们会说某某汉学家是搞唐诗的、搞宋词的、搞明清小说的、搞元明戏曲的，但是，很少人会说这个人是搞先秦文学，或者是搞唐代文学、宋代文学，或明清文学的专家，所以，一般说来，美国的汉学家习惯于专攻某个时代的某种文体，忽视了同一时代的其他文体（genres）。我一直以为很有必要改正这种思维方式。所以，《剑桥文学史》这种格式是很有挑战性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有重重顾虑，甚至想到要拒绝。主要原因是自己很忙，手头本来就已经有多个项目，再加上这个，真是忙不过来了。所以，一开始想让他们请别人做，但是，最后经过多方面的考虑，还是把这项工作接下来了。我的顾虑是多方面的。第一个顾虑是该文学史系列都是单卷本（one volume），而中国的文学史却很漫长，如果与俄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文学史作一比较，中国的文学史确实是太悠久了，我自己认为单卷本是很难容纳的。剑桥大学出版社最后答复说可以单独为我们破例，可以不限于单卷。于是，我就先发了一个邮件给美国汉学界的几位著名学者，看他们的意见如何。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发出邮件两天之内，所有的人都回答说：“太棒了！”这一下我就没有退路了。最后就把这个任务接下来。 不过后来我又打起了退堂鼓，想到要做这么多的事情，心中就很没数，万一其中有一个人迟迟交不出稿子，那怎么办？最后我想了一个补救之策，请我的朋友、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来跟我共同主编这部文学史，所有的杂事都由我来做，他只是做我的合作编者（co-editor）：负责第一卷的编辑工作，我则着力于第二卷，这样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而且我们也可以互相鼓励。宇文慨然应允。 既然剑桥大学出版社破例答应出两卷本，我们就开始考虑第一册和第二册的分割问题，看看分水岭应该在哪一年。因为现在我们做的是一个新的中国文学史，所以，就想提出一个新的观念。我们决定把1400年当作一个分水岭，主要是因为《剑桥文学史》系列中已出的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学史，如俄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文学史，大都是从1400年左右开始的。而且学习英国文学的也都知道，1400年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年代，如著名的乔叟在那年去世了；薄伽丘写的《十日谈》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出现的，那时的欧洲正好出现了类似于“非典”的瘟疫黑死病，所以，大家都把精力放在说故事上了，实际上也是一种逃避，因而出现了《十日谈》这样一本书。而1400年左右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代。那时，明朝开国已有30多年，也逐渐从朱元璋的恐怖政策下安定了下来，虽然高压政策依然存在。以1400年作为分水岭，就等于是以永乐皇帝的时代作为第二卷的开始，我认为不但在文化上，而且在文学上，1400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代，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分水岭；还有就是从明代以后，文学本身也面临很多的变化，用一个比较流行的词，就是变得多元化（diversity）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