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2)03-0137-07 文学经典问题在当下语境中关涉极广，业已形成了问题域。文学经典问题研究现状和前景如何？哪些问题是当下最重要，可成为今后研究走向？本论文即以此为目的展开讨论。 一、文学经典问题域及形成 问题域是所有科学研究均有现象。“所谓‘问题域’是指一门学科主要关注哪些问题”。①问题域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提问的范围、问题之间内在关系、问题走向、可能性空间等。问题域随问题走向而发生变化。我国文学经典问题讨论的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外学术影响：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文学经典遭受来自自由多元文化(liberal pluralism)的质疑，继而八十年代出现体制上的“经典之争”，出版了一系列论著等，译介我国之后拓宽了学者们的视野，启发了相应思考。另一个是我国具有悠久文学传统和文学经典的丰厚资源，当代学者需要解答如何继承文学遗产，惠及当代人们精神生活的问题。 文学经典问题域形成过程中的事件和论争，以及问题的提出和形成大致如下。 其一，一系列与文学经典相关的事件和论争。事件为标志，对文学经典理解的解放和拓展是深层原因。一系列事件和论争依次为：(1)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关于20世纪文学的讨论。(2)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1988年4期上联袂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正式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重写文学史”事件拉开序幕。(3)主要发生在90年代的给中国现当代文学家重新排座次系列事件。该系列事件依次为：1994年北师大教授王一川在其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中，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家重新排座次并引发了热议；1997年谢冕、钱理群主编的北大版《百年中国文学经典》(1996年版)和谢冕与孟繁华主编的海天版《中国百年文学经典》(1996年版)隆重推出；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起“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评选活动，最后由15位专家、学者讨论、投票选出100种图书，与以往教育界和文学界开出的经典性书目形成极大反差；整个90年代，金庸武侠小说得到了反复出版，发行量之大、读者之广堪称空前，金庸被迅速经典化。(4)21世纪第一个十年当代文学研究界建构经典的潜流，目前尚在进行时。 这些事件的逻辑关系为：20世纪文学的讨论，将影响广泛的百年来诸多作家和作品，从依附于社会政治历史概念的框架中移出来，放到人类通用的百年为世纪的自然时间框架中。自然引起重写文学史以及如何重写文学史的问题。“重写文学史”事件依此位移而提出，文学作品评价标准势必随之重新确定，文学经典于是成为问题。既有文学经典观念和评价标准被开放，在199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家重新排座次的系列事件中得到实际体现。北大版《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序言》和《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序言》均已解构了本质主义文学经典观念和标准：经典不代表神，而是一种对尽善尽美的追求。精神产品价值判断是多元的：自身繁复性；判断者自身的差异；文学史有意和无意的遗漏等都会造成判断的差异性。如何判定应由时间来裁决(北大版)。海天版编选原则为，经典是历史性的，没有永恒的经典；对于经典的确定有局限性，并且隐藏着个人趣味(海天版)。目前尚在进行当代文学研究界建构经典的潜流，也是以解构原有文学经典观念和标准为前提。总括以上论争与事件的深层思潮和文学观念为：文学经典是人为建构产物，不具绝对化本质。恰是有这些事件，我国文学理论界关于文学经典的性质，没有太多争议，即达成建构的基本共识。 其二，文学经典问题与相关学科研究的结合，深化了文学经典建构特点的认识。并依其建构性质而置于文化研究视野之中。2003年以降为我国文学经典问题讨论最集中的时期。参与讨论的学者来自中国语言文学的各个学科。黄曼君从梳理和总结现代文学经典化过程的角度，发表了题为《回到经典重释经典——关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经典化问题》②和《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和延传》③两篇重要论文，从现当代文学学科出发阐述了文学经典建构性的理解。另有一些学者从经典化过程切入讨论。如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上)——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④；杨增和：《文学经典：跨时段的多维张力空间》⑤；朱国华《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⑥；陈鸥帆：《效果历史与文学经典》⑦；王洁群、季水河：《公共性与文学经典的生存》⑧；邢建昌、范丽：《权力笼罩下的文学经典——从文学史、后殖民写作的角度看》⑨；王确：《文学经典的历史合法性和存在方式》⑩等。上述讨论特别注意到了文化权利等因素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些思想回应和深化了荷兰学者佛克马(Douwe Fokkema)1993年9月至10月北大的学术讲演中专门谈到中国经典尤其是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构成问题时的思想。当时，佛克马除了提出经典问题很重要之外，还提出文学经典形成具有外部和内部的复杂因素，外部因素发生变化时，文学经典地位也会发生变化。这是动态和辨证的思想方法。历史证明佛克马的演讲确实是“提醒了中国文人的‘经典’记忆”(11)。拓展至文化研究的视野自然引出经典化过程中更多原因的探讨。 其三，文学经典被经典化的因素得到了更为综合性考察和探究，其外部原因和文本内部原因被置于更开阔的研究视野，研究思路和方法也更为辩证。代表性论文，如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12)、《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13)等。童庆炳教授认为，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就这六个要素看，前两项属于文学作品内部因素，蕴涵“自律”问题；第(3)、(4)属于影响文学作品的外部因素；蕴涵“他律”问题；最后两项“读者”和“发现人”，处于“自律”和“他律”之间，它是内部和外部的连接者，没有这两项，任何文学经典的建构也是不可能的。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是建构文学经典的基础，决不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可以忽略不计。童庆炳教授为代表的如上思想，应和了佛克马在北大演讲的另外一个思想，即佛克马认为，经典构成包括：文本的可得性(accessibility)和起到调节作用的认知动机。可得性的涵义是易接近、可亲的，容易影响的。即具有可读性；起到调节作用的认知动机，是指“如果在经典流传下来的知识和所需知识及非经典性文本中可得知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那么对经典的调整必然就会发生”(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