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0)02-0112-07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20.02.11 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一个蔚为壮观的理论流派，也催生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每一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通过宏观的历史视角描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不同形态，能够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历史总体性”，而不是迷失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个体差异性之中。 如何去描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不同形态？伊格尔顿在1996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读本的前言中，把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历史形态分为四种：人类学批评、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批评和经济批评。人类学批评关注的是美学领域里的一些基本问题，代表人物有普列汉诺夫、考德威尔。政治批评与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政治运动密切相关，关注的是塑造与革命现实相适应的主体形式，主要代表人物有列宁和托洛茨基。意识形态批评兴起于斯大林主义出现之后，关注文学作品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代表人物有卢卡奇、戈德曼、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批评关注“文化的生产方式”，包括文化生产和接受过程中的技术基础、制度保障等社会条件，代表人物有本雅明、威廉斯。[1]伊格尔顿在描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四种形态时，虽然并不缺乏对历史语境的分析，但他的主要依据是批评家们关注的具体文艺理论问题。而且在这种描述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是缺席的。或许是为了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忽视，或许是出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中国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以区别于外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2]还有学者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的五个层面，进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五种形态：“前史形态”“初始形态”“科学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3]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于我们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范畴、命题，探讨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性质和特点，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是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做出回应，这时我们或许还需要另外一种描述马克思主义批评形态的坐标。 笔者注意到，一些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术语的文学批评在面对中国当下文艺现象的时候，忽略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总体目标，仍然在套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话语模式。这就提醒我们，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总目标”为依据，从这一角度把握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历史总体性”。如果按照批评的总体目标来划分马克思主义批评形态的话，我们可以得出三种类型：以推动社会主义革命为主要目标的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以社会批判为主要目标的批判型马克思主义批评、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目标的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批评。这种划分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相同历史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具体差异性。但是，这种研究方法能够以宏大的历史背景为依托，清晰地展现不同阶段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总体目标。在这种坐标中，中国当下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所处的位置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当下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特殊性，依次描述这三种马克思主义批评形态是非常必要的。 一、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 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存在于无产阶级革命之前或者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其目的是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或者为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助力。批评家对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抱有乐观的憧憬和坚定的信心，或者对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充满坚定的信念。这种观念自然而然地融入他们的批评实践之中。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是革命历史语境中的典型形态。 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历史起点的话，笔者倾向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合作撰写著作视为“马克思主义”成型的一个具体标志。当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思想出现时，即便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希望暂时还无法预见，其追随者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念仍然是非常坚定的。当然，必须承认，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一种理论从来都不可能获得绝对“同一性”的特质。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不仅是“第二国际”内部存在意见分歧，“第一国际”的内部分歧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从1844年到“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存续时期，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以列宁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者，引领着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方向。他们依据当时的社会历史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状况，把革命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目标。这一阵营里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学批评就属于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 不可否认，由于批评家所处的革命阶段各不相同，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也会有不同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虽然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坚信无产阶级革命终将胜利，但是他们与当时发生的以反抗资产阶级统治为主要目标的武装斗争之间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即便是对巴黎公社，马克思、恩格斯在私底下也并不乐观。他们致力于为将来的革命在理论上、思想上做宣传。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侧重于打破工人阶级改良自身处境的幻想，激发无产阶级的反抗精神。1844年，马克思曾经激烈地批评过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欧仁·苏在这部小说里想把鲁道夫公爵塑造成一个救世主，所以小说不断地讲述鲁道夫的种种善行：他把“刺客”变成了“一个有道德的生物”，把朝气蓬勃的玛丽花变成了一个完全皈依上帝的修女，他让恶贯满盈的“校长”最终也有了道德醒悟。然而，在马克思看来，欧仁·苏总是想把自己的观念强加在作品中的人物身上，总是想用自己的思想代替作品中人物的思考，就好像一个“蹩脚的画家不得不在自己的画上题字来说明画的内容”那样可笑。[4]结果适得其反，这个“救世主”事实上变成了一个伪君子。马克思对作品中玛丽花最初的反抗精神给予积极的肯定，而对虔诚地皈依宗教的玛丽花给予深切的同情。对《巴黎的秘密》的批判是马克思著作中最长的一段文学批评文字，最能体现马克思文学批评的特点。在此之后，文学批评的任务主要落在恩格斯的身上。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在评价《济金根》的信中，不约而同地认为，济金根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的反抗只是贵族内部的反抗，没有团结当时受到贵族压迫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学批评中都对被压迫阶级的反抗给予厚望，都希望文学作品能够促进阶级斗争意识的觉醒与发展。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学批评中也提到了“莎士比亚化”“席勒式”“福斯塔夫式的背景”等关涉文学形式的概念，希望文学创作能够把真实性与倾向性较好地统一起来。从表面上看，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这些艺术形式方面的要求与很多普通读者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要求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当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物形象、环境描写入手展开文学批评时，他们间接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如果艺术作品在这些方面出现漏洞，那它们也就无法有效地、可信地传递思想观念。宣传革命的文艺作品自然也应遵循这一原则。因此，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决不能忽视文学的艺术形式，而应该强调艺术形式的基础地位，文学的革命教育功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