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以下简称“中国形态”)的建构是一个由世界性理论向民族性理论、由普遍性理论向具体性实践、由精英化理论向群众性意志转化的过程，同时，它也是中国文学理论家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化、时代化、实践化和大众化。这一建构过程包含着三个基本逻辑环节：一是探索与坚持，即通过译介与传播，去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武装文艺工作者的头脑，并在理论探讨与文艺实践中以正确的态度加以坚持和运用。二是结合与转化，即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原理同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突出强调它对中国文艺的实践性和针对性，并实现理论风格的空间转换和理论应用的时间转换。三是发展与创新，即基于对文艺实践的深度追问，对文艺理论的批判性改造，不断践行文艺实践及其理论探讨的历史性反思，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本文将以上述“四化”和“三环节”为主要线索，寻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建构的总体发展历史。 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发生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入中国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这一历史时段是“中国形态”的萌生、发展期。其历史跨度大致为近现代之交到新中国的成立。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期译介与传播中的选择性吸收 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早期译介和传播同留学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主要传播途径有日、俄、西欧三条，其传播特点表现在革命性的视阈和对唯物史观的强调。这种以日、俄等译本为中介的传播由于理论来源的间接性，既使得译介与传播中的个人创造性得以发挥，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对理论文本的过度诠释或误读。 五四运动前后的译介与传播较之前期有了明显的进步与提高。早期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在译介与传播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革命性和意识形态功能。一些著名文艺社团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起了推动作用。如“文学研究会”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传播，“创造社”批评群体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倡导，以及“未名社”和“太阳社”对苏俄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都在这一时期起着薪火相传的作用。左翼文艺界则将译介与传播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其突出表现是：译介与传播的重心从阐释性文本向经典性文本转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引进和革命文学实践相结合的基本译介原则，展现出从混杂走向清晰的总体发展态势。 (二)“文艺大众化”论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 “中国形态”的建构历程同20世纪以来中国文艺界关于文艺重大问题的论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发生于20至4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论争充分体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大众化方面的自觉追求。这种追求既体现在文艺制度的初建方面，也体现在理论探讨之中。比如，在20年代中后期，“创造社”就通过设立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概念与范畴的“新辞源”栏目来进行文艺大众化的启蒙，甚至在译介与传播活动中将“普罗化”制度化；而“太阳社”在其理论探讨中通过形成自己的文学理论链(如蒋光慈的“革命”的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普罗文学大众化”)和无产阶级文学批评规范(如钱杏邨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方法“二分法”)来达到大众化、普及化的目的。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在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的理论探讨呈现出从多向展开到浮现重大理论问题的发展态势，诸如瞿秋白的文艺大众化“三化”原则的主张(题材的斗争化、体裁的朴素化、作者的工农化)，鲁迅对苏联“同路人”理论的选择性接受，左联在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的身份想象(“大众写”还是“写大众”、“大众化”还是“化大众”)等，最终汇集为对新旧形式关系、大众语和通俗化等核心问题的辩论，为后来的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理论探讨和文艺实践奠定了基础。延安时期的诗歌大众化问题讨论以及戏剧改革和新文艺推广运动(新秧歌、新歌剧、文艺下乡)中的文艺大众化探讨，相较于左翼的文艺大众化探讨，实现了从理论话语到现实实践、从抽象的“大众”到阶级的“大众”等方面的重心转移。 (三)“民族形式”论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 “民族形式”论争主要围绕三个层面展开，并在“中国形态”建构中取得一定实绩： 1.文艺“民族性”的意识觉醒催生了中国形态建构过程中对文艺民族特性的思考与体认 茅盾、邓中夏、蒋光慈、鲁迅等人将“民族性”范畴引入理论探讨与文艺实践中，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在文艺民族性探讨向左、中、右三翼展开的过程中及其相互论战中，左翼将文艺的民族性问题同革命现实和民族性改造联系起来，一定程度上给这一问题的探讨打上了革命功利性的印记。抗战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对文艺“民族性”的体认则为后来的“民族形式”论争确立了一种文化学的思考角度，诸如艾思奇的文化遗产继承理论、何干之的民族传统文化观以及陈伯达对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文化传统之间“应然”关系的论述等，都是这种文化视角的突出体现。文艺民族性问题和文化民族性问题也由此有机关联起来，并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文化构想提供了一个从文艺入手解决文化问题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