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的两大系统——人文知识与科技知识，以及知识主体（知识分子）的两大群体——人文知识分子与科技知识分子的结构关系的变化；亦即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以及科技知识及科技知识分子的中心化，我认为这不只是知识体系内部权力关系的转型，而且关涉到社会结构尤其是政治权力结构及其合法化机制的转换。 人文知识分子的中心化及其角色蜕变 从中国历史上看，人文知识分子队伍的庞大与科技知识分子队伍的萎缩恰成鲜明对照。人文知识（文史哲）历来占据整个知识体系的中心而人文知识分子几乎垄断了知识分子精英的宝座，而且作为政治精英的“后备军”而贴近政治权力中心。科技知识则处于知识话语系统的边缘，科技知识分子大多作为手工艺人而远离政治权力中心，更无望成为政治精英。他们与人文知识分子相比在知识精英结构中几乎不占什么位置，以至于“士大夫”这一标识知识分子阶层的名词几乎成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同义语。这种状况完全是由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尤其是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规范机制决定的。古代中国政治权力的合法化依据是儒家伦理哲学，统治阶级以礼义治天下，社会各阶层以礼义规范人际关系及日常生活。这一方面使得人文知识的主干——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礼义心性之学不仅与权力中心处于紧密的联系之中，而且成为社会成员尤其是士大夫日常生活中的价值依据与身份标志；另一方面则使人文知识异化内赤裸裸的权力话语，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发挥规范作用，它简直就是法律。由此导致中国古代的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同一，人文知识（儒家礼义心性之学）成为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共同必修课，人文知识分子在转变为政治官僚时不必在知识结构上作相应的调整，因为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靠的是同一种东西。由于政治权力的合法化依据是一套人文知识话语，而不是社会的经济状况或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所以科技知识无法被纳入权力中心的运作系统之中，科技知识分子也就只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匠人”。 从知识及知识分子与社会一般成员的价值观念的关系看，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安贫乐道的人生价值理想有一定的普及性，所以老百姓对于物质生活水平要求不高，更加上进入仕途的道路是由儒家经典铺就的，因而使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普遍的价值标准，使得普通社会成员对人文知识的需求超过了对科技知识（具有物质生活层次上的实用意义）的需求，也使得人文知识分子在他们心目中更值得崇敬。 这种状况至近现代仍无根本改变。诚然，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以无情的事实反复证明：传统中国的礼义心性之学在面对坚甲利炮时是何等的不堪一击，满腹经纶的传统人文知识分子难以承当现代化的使命。但是血淋淋的事实并没有使当时的士大夫普遍认识到传统人文基本价值的危机，以及知识精英整体结构与现代化的不适应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国的伦理道德、西方的科学技术”仍是士大夫难以摆脱的思维模式。很有意思的是：五四精英们否定了洋务派和改良派的发展军工和改革体制的社会改造方案，倡言文化革命，即全盘反传统；文化救国、意识形态救国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共识。这样，虽然五四知识精英在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上与传统士大夫水火不容，但却遵循了一种共同的思维定势：人文知识比科技知识与国家兴亡、民族命运更紧密相关，因而在知识体系中地位更高。 人文知识的这种霸主地位在以下两个事实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一是五四文化革命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这表明科学在当时是作为人文科学话语而参与了文化革命，它已发生了质变，流行于二、三十年代的唯科学主义就是这种质变了的人文科学话语，科学被认为是解决世界与人生所有问题的万能良药，它不但可以认识世界、创造物质财富，更可以改造社会、建构价值理想和人生意义，而它的最重要、最直接的作用则是可以打倒和取代传统的中国文化和传统的中国人文知识。因而科学在当时是一种社会批判的武器、一种人生观、价值观，甚至一种新宗教（参阅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在那场以科学的凯旋而告终的科玄论战中，科学话语正是以其质变为代价而大获全胜的，它实际上成了与玄学同质的话语，这种胜利不是科学话语对人文话语的胜利，而是一种人文话语对另一种人文话语的胜利，真正的科技知识在当时实际上仍处于边缘地位。同样，科技知识的变质必然伴随科技精英的质变，参加科玄论战的成员中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象陈独秀、胡适、梁漱溟、张君劢等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另一部分则是丁文江、任鸿隽和唐钺等科学家（也许学心理学的唐钺不能算典型的科学家，因为心理学的学科归属不明）。而实际上，当丁、任、唐三位在论战中已变成人文知识分子，因为他们讲的是人文科学话语。他们三人之所以能进入当时中国知识精英阶层恰好是因为他们的这种角色转换，这样看来，科玄之战也可以说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间的论战，它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当时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巨擘陈、胡等的支持。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的霸主地位在此表现得相当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