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南帆 参加者：王光明、俞兆平、华孚、朱水涌 北村、谢有顺 时间：1994年1月10日 记录整理：李勇 南帆：今天，主要是想请各位谈一谈对当下人文环境的感受，互相交流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个人立场。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社会进入了转型期，人文环境相应地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整个文化格局正在重新组合、调整。大家对权力主义的话语还记忆犹新，现在又面临着商业主义话语的冲击。这会带来怎样的景象？我们又如何判断这一切？这是我们谈论的主题。大家没有必要回避自身的身份和境遇，事实上这个主题也就是从我们自身的境遇中提炼出来的。我们就是我们自己谈话的主人公。商业主义气氛使我们无法再保持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时候我们有权力谈一谈自己。许多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已经陷入困境，或者说被再度抛到了边缘。如果他们仍然不敢作为自己话语的主人公，如果仍然只能体验别人的生活而没有自己的生活，或者借用昆德拉的话说，只能“生活在别处”，那么这个阶层将可能整个消失。所以，我们的这次谈话不是局外人的清谈，除了在理论意义上探讨之外，同时还有给自己定位的意思。 王光明：前年二、三月份，我就感受到中国面临着一种转变。那时我还在北京，经历了一场精神危机。我感到自己当下的工作没有意义。后来我考虑了一下，即将来临的经济大潮也许会给我们带来两种东西：一种是思想的自由；一种是比较平等的竞争机制。一年多以后，我发现经济大潮并没有使我们获得这样的竞争机制和自由，而一种过去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危机却紧逼着我们。这就是我们精神的和灵魂的危机。我们看到的是许许多多的现世主义和媚俗主义，物质主义和操作主义的出现。这带来了文化队伍的分化。这种分化是惊心动魄的。分化导致了两个极端：一种是像张承志那样的人去追求更具根本性的东西；一种是更大量的人向世俗发展，趋向大众的趣味。马克思说过，消费者也生产了生产者的素质。我切身感受到了精神生产者的心灵、文风、追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要说大众，就是我们这些搞文化的、关心灵魂问题的人也出现了这样一种严重的变化。这种精神的失调对我个人的心灵和情感带来了极大的震动。这就需要重新思考。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精神和灵魂的问题，终极关怀的问题，更迫切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商品大潮没有带来我当初期望的格局，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几乎措手不及地去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人们消费趣味的变化。这种变化造成了我们生存失调的现象。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传统文化没有给我们提供应对上述变化的准备。于是中国的文化人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就特别焦虑。 南帆：在商业主义文化浪潮袭来之际，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出现了很大的恐慌和混乱，我不满意的一点是，这显示出知识阶层缺少一种内在的支撑。知识分子在这次浪潮中很少能站立出来，坚持自己的品格、坚持自己的立场；大家又开始作检讨，跟过去某些时刻一样，“百无一用是书生”，等等。在商品大潮下，社会上轻视知识分子的声势已经很大，知识分子自己再加入了这种合唱：我的东西不能卖、不能变成现钱，我就承认我不行。按我的理解，知识分子除了专业知识以外，他对知识的追求本身就包含着内在的价值体系。比如知识分子爱强调理性、概念、论证、独立思索、反对独断，这正是知识分子内在价值体系的体现。正是因此，以往的许多小说都将知识分子塑造成保守的形象。因为理性和独立思索使他们不愿随意盲从主流声势。当今，一旦人文环境变化，相当多的一批知识分子又失去了独立判断的信心，迫不及待地与当下的主流认同，否定自己，更不用说没有勇气来坚持自己的理性了。这再次显示出知识分子是相当软弱的阶层。我们现在应该重新反省知识分子的形象。 朱水涌：这里有个角色定位的问题，知识分子“应该是每一时代的批判性良知”，在某种程度上他是“自由飘游”者。这里说的飘游不是流浪，而是说他跟社会中心不是一种附庸的关系。知识分子或在书斋中做学问，从事知识的阐释研究；或直接参与到社会中心，用自身的社会行为、知识和思想对社会发言，但他们都不应该是盲目的附庸。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会左右摆动呢？因为长期以来解决不了“凯撒是凯撒，上帝是上帝”的问题，我们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话语，以供自身去寻求正当性的特别的话语行为。 俞兆平：我觉得这可回归到它与经济形态的关系上。的确，经济权力所渗透的商业主义话语使中国当前的文化形态趋于媚俗，但这是一极的走向，即大众文化的走向。但我认为，它还内含着另一极的走向，也就是一旦在物质发展至有盈余养活精神时，它所包孕的精致文化需求这一内核也会日渐膨胀，破土而出。当然，现在的阶段是历史对中国知识分子严峻的考验，是趋同前者，还是在贫困化中坚持作为后者的负载体，知识分子的人格品位的高低将在这艰难的选择中体现。 北村：这里有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以满足肉体为唯一目的的，这是几乎不会改变的。现代城市文明的发展也正在把精神问题转变成物质问题，精神问题的重要性下降了。而知识分子又想担当生存责任、探索精神问题。这一对矛盾是简单明了的。为了改变肉身生存的境遇，人可能采取某种妥协。但是，知识分子又不愿让这种妥协来瓦解他自己。这样，矛盾仍然无法消解。也许走到他的灵魂不能承受的时候，他们要回来。知识分子所担当的责任是试图向上面、向天空发展的，但他的肉身又在地上。知识分子面前有几条路：一条就是热情地投向市民主义的怀抱，走向经济大潮。这是肯定要以丧失良知为代价的，因为历史上发生过的市场竞争是最残酷的，根本不讲道德和良心。这与知识分子心里所希望得到的东西是冲突的、背离的；另外一条路是往上走，那么他就必然会渐渐走向乌托邦。现在中国基本上在重走工业文明发展的路，知识分子慢慢会走向边缘。他在位置上是边缘的，但关心的却恰恰是中心的问题，而他所期望的东西在这个充满官能欲望的社会里根本不可能出现。但是知识分子又要觉得他所赖以生存的东西是有的，这样，他就认同这种乌托邦的实有性。上几个世纪，一家人在壁炉前朗读的时候、睡觉前祷告的时候、在唱歌的时候，是注重精神需要的。现在所有的东西都下降到属肉体的层面了。但知识分子却不敢指证乌托邦是虚幻的，表现在作家和诗人身上就出现了幻想人格；第三个状态就是寻找一个信仰并得着这个信仰作生命，这是真正的超越、唯一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