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2)01-143-15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和定义的出现，不仅是20世纪俄罗斯—苏联文学中的一件大事，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的观念、理论批评和创作，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正如研究20世纪俄罗斯文学理论与批评史不能绕开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考察一样，研究20世纪俄苏文论与批评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也不可回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理论行程。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是检测中国文学和俄苏文学关系的一块晴雨表，并从特定层面显示出作为接受者一方的中国文学自身演变发展的一个侧面。 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苏联的出现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最初出现于1932年。它是进入30年代以后高度集中统一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要求文学一统化的必然结果，又和“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简称)的命运紧密相关。“拉普”早就试图在理论上制定一个统领全局、人人服从的“创作方法”，此时感到自己的良机已经到来。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颁布后不久，“拉普”领导人就曾向中央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要在正处于筹建中的苏联作家协会内部建立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文学组织”，二是要把他们早先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作为整个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但是这两项建议都被驳回。“拉普”领导人不知，在此之前，斯大林已经单独召见过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主席伊·米·格隆斯基，询问他对于创作方法问题有何意见。格隆斯基明确表示坚决反对“拉普”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建议把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称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或更确切地称为共产主义的现实主义”。斯大林随即对格隆斯基说：“您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但对它的表述不十分准确。如果我们把苏联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么您以为如何？”[1](P147-148)紧接着，斯大林便对这一提法的长处作了说明。格隆斯基自然是无条件地赞同斯大林的意见，并很快就在1932年5月20日莫斯科文学小组积极分子会议上，公开宣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由此可见，最先把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定名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是别人，而是斯大林本人。 但斯大林并不愿意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人”的头衔留给自己，于是，1932年10月26日，他抓住高尔基在国内的机会，在莫斯科小尼基塔街高尔基寓所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在回答一位诗人提出的问题时，斯大林说：“艺术家应该真实地描写生活。而如果他将真实地描写生活，那么他就不可能不注意到、不可能不反映生活中引导它走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就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2](P167)这番话是斯大林公开表明自己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志。如果说，前述斯大林对格隆斯基所说的话，具有为苏联文学创作方法定名的意义，那么，他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是要通过一大批作家向整个文学界传达出他个人的意见。这显然比5月20日格隆斯基的宣布更具权威性。至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提法已取得不可动摇的地位。座谈会召开的地点，还给人们造成了高尔基和这一提法密切相关的印象。 在此后的近两年时间内，苏联文学界虽然曾就创作方法问题展开过讨论，但讨论的内容却仅限于论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征，以及这一方法应如何看待和处理文学的一系列内外关系。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本身表示怀疑，更不可能提出任何别的概念。1934年5月，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总结这场讨论时，已经在《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草案》的理论部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做了“完整的表述”，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引用的那一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3](P13) 1934年8月召开的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不过是对含有上述定义的《草案》履行程序上的“通过”手续而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从此被正式载入《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就这样，从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决议发表，到1934年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结束，苏联文学界完成了组织调整和理论调整两大任务。前一任务是通过解散“拉普”及其他各文学团体、组建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而完成的；后一目标是经由否定“拉普”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实现的。调整前后的继承关系十分明显。苏联作家协会否定并取代了“拉普”，却以另一种组织形式实现了对文学界的一统化控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否定并取代了“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却并没有彻底否定后者的内核。可以说，“拉普”从20年代起就一直苦苦追求的作家队伍和创作思想上的一统化格局，在1934年终于通过苏联作家协会的组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确立而得以实现。苏联作家协会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过是“拉普”的组织路线和文艺思想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二、30-40年代我国文论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接受 苏联文学界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取代“拉普”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这一动向迅速引起了中国文学界的注意。1932年12月15日出版的《文学月报》第5、6号合刊，及时报道了“全俄作家同盟组织委员会大会”(即1932年11月29日至12月3日召开的苏联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消息。1933年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传入中国的起始年份。这一年2月出版的《艺术新闻》(周刊)第2期，便刊登了林琪从日本《普洛文学》同年2月号翻译的一篇报道《苏俄文学的新口号》，首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口号在苏联的出现。同年11月出版的《文学》月刊第1卷第5号，也登载了一篇《关于苏俄文坛组织的消息》，报道了苏联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成立和“社会主义的写实”方法提出的情况。《国际每日文选》第31号(1933年8月31日)，则刊登了从日本研究者上田进的《苏联文学底近况》一文中翻译的格隆斯基和吉尔波丁(组织委员会秘书长)在苏联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片断。随后不久出刊的《国际每日文选》第37号(1933年9月6日)和第51号(1933年9月20日)，也先后刊发了华西里珂夫斯基和吉尔波丁分别撰写的两篇同名文章《关于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分别为楼适夷、聂绀弩译)。年底，卢那察尔斯基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底风格问题》(吴春迟译)由《文学》第1卷第6号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