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 一、文学外部的经济环境 文学与经济，按传统观念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子的事物。 传统文人崇尚清高，清高的第一标准就是耻言经济、鄙视商人。“商人习气”是贬义词，谁沾上这个词儿等于从文人圈中逐出。商人即使也有文学兴趣，想读一读，甚至想动一动手，在文人眼中也是不入流的“附庸风雅”。 反过来，商人（或者说从事经济工作的人），也有一个面对文学从自轻自卑到傲然轻蔑的心理过程。自轻自卑是指商人在传统文化的压力之下，面对文学有一种自叹弗如、高不可攀的自卑感。谁都知道，在传统文化中职业的排列顺序是：仕、农、工、商。“学而优则仕”，出类拔萃的文人才能进入“仕”的行列，等而下之则是农与工，商则位于末流。而傲然轻蔑则是当代的事情。先是一系列打击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继而各项政治运动几乎都从抨击文学艺术入手，诸如批判电影《武训传》引发出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胡风集团引发出肃反运动，批判“揭露阴暗面”“干预生活”的文学作品，伴随而来的是的反右运动；而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则挂上了“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彭德怀翻案”的罪名，批判《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时候，谁能瞧得起文学家呢！此时搞经济的人地位虽不算崇高，但十七层地狱比十八层还是高了一层。而到了市场一起来，有了一部分“先富”的人物，其中鲜有舞文弄墨的文学家；文学家开始有了“阮囊羞涩”的窘困，他们在大款的眼中成了“穷小子”；找上门来的大概就是恳求赞助的，求赞助几乎成了“要饭”的同义词，“甘于贫困，去搞文学”成了口头禅。 是的，文学与经济在人们的观念中，距离愈来愈远，几乎成了两张皮。 但是，观念中的距离决不是现实中的距离；从古至今的现实中，文学与经济密不可分，也不可能分。 首先，通俗地说，文学家要吃饭。理论地说，文学不能没有经济的支撑。 虽然在文学史中，在贫困中挣扎而创作出优秀甚至伟大的作品的，大有人在。我们熟悉的曹雪芹如此，鲁迅曾说，曹雪芹写作巨著时的生活状态是“贫居西部，啜饭粥”（《中国小说史略》）。但是，贫穷也得有个限度，曹雪芹毕竟还有“粥”可“啜”，否则是怎么也写不下去的。 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超脱之状令人感佩，但在东篱下当有菊可采，大概是有这么几亩地在给他提供酒食的，否则是怎么也“悠然”不起来的。 李白之清高闻名于世，可谓高到了顶级，故有“诗仙”之称。但李白官位之高达到能见皇上的地步，“厚禄”自不可少，且不说吃饭，这“斗酒诗百篇”的酒资也不是一般人担负得了的。即如此，李白仍有“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阿谀奉承之词；这有点拍马之嫌的肉麻，无非是想到了自己的生存问题。欲“仙”，也只能如此。 法国的巴尔扎克为了埋头写作，抛弃了一切，几次面临断绝生计的危机，但也都是化险为夷，或是父亲给了钱，同时告之若还不成功，再不资助，但毕竟是给了钱；或是他人资助，使他得以继续写作；之后名噪法国，便不再有衣食之虞。 托尔斯泰晚年深居庄园，埋头写作，成就了文豪。但这“深居”不是“寄居”，这说明庄园是自己的，在俄罗斯有庄园者必有一大片土地，先有农奴后有雇农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帝制时代托尔斯泰世袭伯爵，这是当然的大地主。 还是文豪鲁迅最坦率。他讽刺过“口不言钱”的士大夫，引用过笔记小说中记载的晋人王衍的故事。王衍以“口不言钱”自诩。有一次朋友开他玩笑，把钱堆在他的床沿，使他醒来无法下床。他急着求助，却又“口不言钱”，只能大呼“举却阿堵物”（即“把这个东西拿走”的意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此人们把“阿堵物”作为“钱”同义词，说“阿堵物”仍离不了“钱”。所以鲁迅坦言自己写作的重要目的，就是谋生，甚至调侃地说，若无衣食之忧也就不会写作了。不仅如此，从鲁迅的日记，我们还能看到他是一位理财能手。 其实，在计划经济的时期，文学家的生存也是第一位的。虽然低稿酬，毕竟有稿酬；而庞大的文联、作协组织还是依据行政级别，给文学家发薪。故当时即有“开饭”与“不开饭”之说，这开不开“饭”还与作家的政治表现、改造表现挂起钩来，这也成了作家头上的一把“德摩克利之剑。” 而到了市场经济时代，文学的经济问题更加突出。既然出版、期刊、报纸已面向市场，自负盈亏，文学依靠市场生存是理所当然，势在必行了。在这转型的过程中，文学创作要坚守创作自身的规律，保证文学自身的品格，必须直面生存的问题。文学作为整体文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向全社会提出了正确处理文学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命题；或者说，市场与文学的文学问题。 几十年作家依靠文联和作协的生存方式、实践已经证明决非长久之计，这既是国家财政难以承受，也难以使作家和全社会同步，经温饱而小康。而更严重的是“吃大锅饭”的分配方式，本身就调动不了创作的积极性，无法使创作生机盎然。 因而，面向市场是文学赖以生存的唯一出路。问题在于如何面对，如何根据文学的特殊性，科学地处理文学与市场的关系。 首先当然需要解决（特别是先行者需要解决）观念问题。不要把市场看成藏污纳垢的污秽之地，视作吞没文学纯洁性的洪水猛兽。市场是有两面性，市场既然在宏观上是可控的、可调节的，那么我们应该认识到，市场既是物质资源配置的杠杆，也是精神资源配置的杠杆。问题在于如何科学地利用这个杠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于文化市场中可以调控的功能，容忍文化市场自发功能的泛滥。依靠市场、调控市场，才是正确的观念。其次，参照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我们应该把文学面向市场区分为直接面向间接面向两种。这种区分本身就是一种宏观调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