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位学者在谈到20世纪末的小说批评状况时这样评价道：“批评家们在貌似繁杂的流派纠结中不断地出概念给命名，在眼花缭乱的文学现象中经常地发现新路向新动态，遂将世纪末文坛渲染得且温且火，衬托得有声有色。惜乎热衷于理论的批评家恰恰缺乏本土性和原创性理论的导引与充实，只能借助西方的新批评观念对当代小说作隔靴搔痒式的论述和总结，于是这样的小说评论越是热热闹闹则越让人产生空空洞洞之感。”（注：朱寿桐：《论世纪末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载《东南学术》2002年第4期。） 这种评价是否以偏概全不敢说，但当代文学批评的热闹中的确掩盖着某种意义上的匮乏——简单地说，就是越来越新奇、深奥而复杂的批评正在日益悖离文学文本的阅读经验。 文学批评的热闹首先表现在不断地对文学现象进行重新排列组合，不断地创立门派或变换名目。有的批评家热衷于给作品和作家进行命名和分类，如“新XX派”、“后XX派”、“XX代”或“XX写作”、“XX作家”之类。标新立异的分类名称往往因耸动视听而产生社会影响。这种批评操作对批评家知名度提高的作用自不用说，对作家和作品的出版商显然也有好处。但这些名目越来越多的文学标签对于理解作品却少有帮助，而且常常因为标签含义的模糊或对作家作品风格分类的任意性而遮蔽了具体作品意义的独特性和丰富性，从而误导读者。 有的批评则独出心裁，刻意寻绎和发掘作品中未曾明言的形而上内涵：弗洛伊德的弑父情结或阉割恐惧，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加缪的荒诞孤独感，海德格尔的“在”之澄明，福柯的权力-知识，利奥塔的宏大叙事……批评家们从无数西方理论中借鉴了大量新鲜而深刻的理论观念和术语来批评作品。这种批评起初因分析思路的新颖奇特和结论的出人意料，往往给人以耳目一新甚至振聋发聩之感。但随着这类批评的日渐泛滥，读者越来越陷入层出不穷的新奇深奥的观念中。结果是使得读者不得不努力学习那些高深的理论，理解这些莫测高深的概念术语变得比对作品的直接感受更加重要。 随着批评理论越来越新奇深奥，批评家的评价尺度也变得越来越苛刻。当批评家举出某种形而上的理论概念——终极关怀、生命体验、本真存在、权力关系等等——作为分析作品意义、评价作品的标准时，这类很容易使人不知所云的玄奥评价使批评家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话语权力：这类难以采用普遍性比较尺度的评价基本上意味着批评家可以随意把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进行任何一种处置——打翻在地或捧上云端。因为这类莫测高深的评价几乎是无法争辩的。 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曾经写了一本书叫《最后的知识分子》，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文知识分子从公共领域向所谓专业化研究退缩的倾向进行了批评。他在书中提到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批评因理论术语的“过剩”而变得越来越艰涩难懂，对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需要别人另外写导论来帮助理解表示不满：“问题不只在于杰姆逊的过剩术语，而在于术语本身：一切都是文本加文本。”（注：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第151页。）他批评的这种由批评文本自我演绎、自我发展的倾向不仅存在于美国学界，现在在中国的文学批评中也发展了起来。作者赋予作品的意义正在被批评家用理论术语自我演绎生成的意义所湮没。当诸如此类的批评越来越热闹的时候，批评的原始对象——作品本身却越来越远离了这种批评活动。读者们或许可以从这样的批评中学到很多新移译到中国来的文学和文化理论观念，但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经验却变得匮乏起来。 2 如同雅各比批评的杰姆逊之类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术语过剩”一样，中国文学批评中的“理论过剩”倾向也越来越突出。但实事求是地讲，这种现象其实并不是近年来突然发生的变故，而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过程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论文中提出的对新方法论的要求，成为打开人文社会科学新思维和新角度的一个重要信号。随后有一批研究科学方法论的著作出版，如《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的《科学方法论》(1981)、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1983)等等，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注：参见http://www.99lunwen.com/html/2005/0624/7479.html.）。文学研究对新理论、新方法的关注也随之而起，在1985年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年因此被称为“方法年”。这个时期首先进入文学研究视野的新理论是科学理论，如风行一时的“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出现了许多套用这些科学理论模式来分析研究文学作品的尝试。 因为简单套用科学研究的工具性方法而忽略了文学的特殊性，这类尝试当然大多是不成功的。由此而产生了随后的检讨，即从方法的革新转向观念的革新，下一年也因此被称为“观念年”。所谓观念的革新，主要是从引进方法转向了引进观念，即开始大规模地介绍引进西方的人文科学理论与观念——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现象学理论、解释学和接受美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观念、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等一起涌进了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