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disenehantment)一词，源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又译“世界的解咒”，是指对世界的一体化宗教性统治与解释的解体，它发生在西方国家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的现代性转型（理性化）中。自世界“祛魅”以后，世界进入“诸神纷争”（价值多元化）时期：对世界的解释日趋多样与分裂，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逐渐分立自治，而不再笼罩在统一的宗教权威之下。 本文在扩充、引申而非严格的韦伯意义上使用“祛魅”一词。我不是恪守韦伯赋予它的原始含义，即并不是把“魅”严格限于宗教权威，而是同时扩展到文化中那种建立在一系列包含－排斥基础上的、一体化的权威和神圣性。文学的“祛魅”，即统治文学活动的那种统一的或高度霸权性质的权威和神圣性的解体。需要指出的是，在本文中，“祛魅”特别指自主、自律的精英文学观念和文学体制的权威性和神圣性的解体。 一、祛魅和赋魅 自“新时期”到现在，中国文学大致经历了两次“祛魅”的过程。 第一次“祛魅”发生在80年代。这次“祛魅”由精英知识分子发动，也以精英知识分子为主力。它所祛的是以“文革”时期的样板戏为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魅”，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具论文学之“魅”，是“三突出”的创作方法之魅和“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之“魅”。 这次“祛魅”不是孤立发生的，它是当时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整个“思想解放”就是一种广义的“祛魅”活动。祛被神化的毛泽东之魅，祛“文化大革命”和“两个凡是”之魅（畅销书《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是其形象而准确的表达），而文学中的“祛魅”正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说祛“文革”之魅是整个新时期改革取向的政治获得自身合法性的基本前提和基本策略，那么，祛“革命文学”之魅则是新时期文学获得自身合法性的基本前提和基本策略。因此，对当代“革命文学”传统的反思和批判，成为新时期文学历史性出场的第一幕。 与第二次的“祛魅”（详下）相比，第一次的“祛魅”更加接近韦伯的原意，带有解宗教、神魅的意味。因为“革命文艺”和“样板戏”的“魅”是与被神话化了的卡里斯马领袖魅力及个人崇拜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第一次“祛魅”的过程同时也是赋魅的过程，革命文学／革命文化被“祛魅”的结果，是精英知识分子文学（文化）被赋魅。这次“祛魅”不仅为精英知识分子及“新时期”文学的出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而且还产生了新的知识分子文学／文化之“魅”。 这个赋魅的过程又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80年代初期到中期。这个时期的文化与文学笼罩在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启蒙精神之中，诞生了一批以继承“五四”为己任、以鲁迅为榜样、以社会与文化为使命的启蒙知识分子。他们有强烈的精英意识、启蒙情结和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但同时不可否定的是，这种启蒙情结又夹杂着对过去被极大地抬高了的“大众”和“工农兵”的蔑视。因此，这次“祛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精英主义对于民粹主义的胜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取代了“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性口号。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学生／老师关系被倒转为导师／学生关系。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是这个时期的主导文学类型。 第二阶段是80年代中后期的所谓“纯文学”思潮，“先锋实验文学”是它的主导存在形式。（注：尽管人们在谈论“纯文学”的时候常常总是笼统地说“80年代的‘纯文学’思潮”，但是实际上80年代的情况非常复杂，用“纯文学”一言以蔽之并不准确。大体而言，80年代前期和中期并不是“纯文学”的主导时期，而是借助小说进行旧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新意识形态建构的时期。）这也是一次精英文学的“赋魅”活动，但其赋魅机制与启蒙文学有所不同。第一阶段的启蒙文学对极“左”的“革命文学”的“祛魅”主要体现在文学的意识形态内容和文艺观念上（批判文革的意识形态，弘扬新时期的新意识形态，倡导创作自由等，弘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等），基本上没有太多涉及形式的问题（但是朦胧诗以及一些关于现代派文学的研究是例外）。大约从1985年开始，作家评论家对于“怎么写”（语言、形式、文体）的关注逐渐超过了对于“写什么”（题材，内容，主题）的关注，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随着马原、格非、余华、孙甘露等一批先锋小说家的出现，“小说就是叙事”、“能指的狂欢”等批评语开始流行。按照李陀等评论家的回顾，虽然80年代初就开始有了“纯文学”的提法，但是在当时并没有成为大家都认可的文学规范。它只有到80年代后期才在中国得到普遍的赞同。80年代初中期的文学仍然是不“纯”的。他甚至认为：作为新时期文学开始标志的“伤痕文学”没有多少真正的文学创新意义，“基本上还是工农兵文学那一套的继续和发展，作为文学的一种潮流，它没有提出新的文学原则、规范和框架”，“伤痕文学基本是一种‘旧’文学。”（注：李陀：《漫说“纯文学”》，《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但是李陀认为当代文学发生了真正的变革是在1985年以后，因为“那前后出现了汪曾祺、阿城、莫言、韩少功、李锐、王安忆、刘索拉等人的写作，开始打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在表面上进行‘变革’、实际上却沿袭‘工农兵文艺’路线这样一个文学局面。”这个判断却是有问题的，似乎85年前的文学在审美形式和艺术观念上完全是旧的。事实并不是这样。比如80年代初期的朦胧诗即使在审美形式上也已经很“新”了，在观念的领域，同样是80年代初期关于现代派的讨论已经远远超出现实主义的范围。）2001年间主持《上海文学》关于纯文学讨论的蔡翔也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