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应该都不是小说的语言，不是虚构的语言，而是其他散文类写作的语言。日常语言大部分是属于“通过式”的，有比较强的形式逻辑的成分。非虚构的散文类语言，大抵如此。我愿意把它们称“通过式”的，因为它们基本上是不停留的。哪怕在一些抒情段落，它们仍是通过式的，它不要求“储存、保留”，而虚构写作的语言特别强调“储存、保留”。这个意义很复杂，不容易说清楚。举个例子，比如你们读梭罗的《瓦尔登湖》，这是非常经典的散文。在阅读过程中，你能够感觉，它的语言总是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就是和上下文有直接的形式逻辑的联系。而小说的语言一定不是这样。我认为非虚构的语言主要有以下这几个特点：一是为形式逻辑所规范，二是条理清晰，三是意义明确。这几点决定了非虚构语言说什么就一定是什么，读者就一定知道它在说什么。但小说的语言不是这样。小说的也就是虚构的语言，经常是它说什么而你不一定知道它在说什么。我不是故弄玄虚，等会儿我会具体举例子。所以我称非虚构的语言为“通过式”的，“说明式”的，语言的具体内容可能是有事件、有情感，或者有思索，但这些都是以非常明晰的脉冲去呈现的。而虚构的语言不是以惯常这种方式去呈现，可能更多是以我所说的“存储”和“保留”的方式。在需要的时候，那部分能量才散发出来，而在不需要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它当时那么使用语言究竟是何用意。 虚构语言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小说叙述需要进入某种状态，在进入状态的过程中，它经常会使用“当时”、“那时”等诸如此类的表述。而我们在其他的非虚构的语言中会比较少使用这一类表述；在非虚构的语言中，我们经常不需要有导入某种状态的准备。我今天来时带了好几本名著，两本是马原的，一本是海明威的，还有一本是博尔赫斯的，比如我拿海明威著名的《杀人者》举例，《杀人者》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亨利餐馆的门开了，进来两个人。”你们看这种语言方式，它绝对不是散文的，不是我们惯常所用的散文的和随笔的方式。看上去这两句话和我们日常语言差不多，实际上它们特别不一样。又比如我自己曾经有一篇小说是这样开头的：“他走到街上的时候，刚好是下午四点。”当小说家这么使用语言的时候，实际上先是要将读者导入某种状态，语言就是进入某种状态的渠道，是导轨。上次我给同学们留的小作文，比如有一位同学一上来就这样写：“上学的路上，×××坐在车的最后排。”她这个方式跟我刚才说的海明威的方式、马原的方式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方式，使读者看了一下子就进入状态，而不管小说接下去到底写什么，发生什么故事。 可以打这样的比方，我们在日常交流中经常会这样说：“我今天早上一出门怎么样。”用这个方式，我们说的可能是真事，但其实用的是虚构的语言。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我要给别人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在自己看来是真的，但是对听者来说并不一定是真的。我在西藏那些年里，差不多写了几十万字关于西藏的小说，在文坛上，大家也更多地把我看成是一个西藏作家。我的同行们，像王安忆、韩少功，他们看到我的小说就是从《冈底斯的诱惑》开始，就是看我关于西藏的小说。我的西藏题材的小说应该说写的全部是我自己在情境中发生的事情，我给读者讲的都是真事，但读者通常并不相信我说的是真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可以这么说，比如我今天早上遇见一桩事，我遇见的这桩事的真实情形已经过去了，就好像河水已经流走了，那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当我再跟张三李四说起今天早上这件事时，实际上我说的已经不是当时真实的事件，而是我自己对那件事的描述，这描述中已经有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判断经验和语言经验，已经有我诸多的经验掺入其中，已经不是真实的事件本身了。我这么说的时候，我愿意再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我一直认为我们不可能知道真实的历史，我们读到的所有历史都是虚构的。你们以为司马迁的《史记》，那就是真实的历史了？司马迁写他以前的历史，就像我今天写司马迁的历史一样，司马迁的叙述并不比我的叙述更具可信性。司马迁写秦始皇，他根本没见过秦始皇，没经历过秦始皇的时代，他不过是翻一些史料，或者做了一些实地的寻访考察，然后以自己的想象使他的叙述血肉丰满。所以我说，即便是真正的严谨的史学著作，也不能告诉你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还是撰史家们的杜撰而已。我总喜欢举一个例子，很多对法国中世纪历史感兴趣的人，会从大仲马及大仲马同时代其他一些法国小说家们的历史小说中获取对法国中世纪历史的印象。但更多学者认为大仲马作品中的历史是胡扯，真正的历史应该是在由史学界认可的某一权威版本的历史书之中。这个看上去堂而皇之的论点，实际上真正是一个极大的谬误。 我们经常以为自己是在描述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事件，而我们使用的方式实际是虚构的方式，我们不是用录相的方式实录事件，当然录相的方式肯定最是证据确凿的。我敢说没有一个人，当他用口语追述某个已发生事件时，能够完全客观地丝毫不差地还原事件真相。 我自己曾经闹过一个大笑话。我有一篇自己颇为得意的小说叫《零公里处》，是写我在十三岁时大串联中遇到的事情。当时是文化大革命，其间有一个特殊的事情就是大串联。这又要说到红卫兵，就是初中、高中、大学的在校学生拿着红卫兵证就可以免费搭火车去全国各地，各地都有红卫兵接待站。那时所有的旅馆客栈都免费接待红卫兵，尤其在北京吃饭都免费。我不知道当时国家财政是怎么解决的，现在想一想那真是特别庞大的系统工程，要解决上千万人临时流动、住宿、吃饭等诸多问题，这个事情简直是大得不得了。《零公里处》这篇小说是写一个十三岁的男子汉去串联走天下的故事。其中写到一段情节，我们在一个回民中学的院子里，这中学原来是一个大钟表商的产业，院子里有堆成山的铜锅，我们还看见各式各样的钟，各式各样的鱼缸，那个大四合院特别宽敞，有整齐一色的青砖地和台阶。当初我把这些都记在心里，印象非常深刻。若干年以后我把它写成小说《零公里处》。完成小说之后又过了几年，我突然心血来潮，我跑去北京通县找当初的回民中学，找钟表商的院子，却无论如何找不到。真是特别遗憾，特别沮丧。我向当地很多老人打听，他们也都说没有这回事，我想这不出鬼了么？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怎么会弄错呢？我不信邪，后来二次又去通县，还是没有找到，完全没有线索。事情只好这样搁下了。之后又过了若干年，也就是说当初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有三十多年，一次偶然碰到当时一起串联的一个老同学，我就问起关于钟表商院子的事，我说我去北京通县找了两次，怎么就完全找不到呢？他说你去通县干嘛，咱们不是在天津看到的么。自己在复述很多年以前少年时代的一个故事时，尽管回忆显得这样清晰无误，但其实我早将虚构当成真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