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祖”与“审父”:新写实小说的文化发生学检视

作 者:

作者简介:
龚举善(1964-),男,湖北竹溪人,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主任、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湖北 丹江口 442700

原文出处: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作为新时期文坛权力话语之一,新写实小说无疑已经成为参照型历史文本。究其发生与演进,自然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与文化渊源,并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纪末中国小说的文化品位及基本路向。值此世纪之交,透过峥嵘表象以检视其生成背景,进而省察其无倾向、无英雄、无技巧、无深度等“四无”式文本品格,对于当下的小说新创而言,显然不失为一种启示性回眸。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2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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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51(2001)06-0069-05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旋风骤起,狂飙突进。在尚无切当的理论阈定之前,人们暂以“新写实”为之命名。评论认为,以方方、池莉为代表的新写实作家群,“将‘新写实主义’的大旗哗哗展开,在当代文坛掀起一股沸腾的潮流。人们从历史的寻根与先锋的新潮中走过来,迎面触及到的是‘中国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一时间,‘太阳出世’般的耀眼光芒鲜亮了文坛,一道道生活状态的‘风景’热闹了文坛”。[1]而今,十余年过去了,新写实小说业已成为参照型历史话语。但其凶猛的来势、峥嵘的表象以及带给新时期文坛的巨大冲击,足以表明该文学“存在”文化学意义上的超时空阐释可能。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试从创作表象、文化生成、文本品格等三个层面切入新写实小说“内幕”,以求得某些具有当下意味的启示。

      一、表象:东风夜放花千树

      新写实小说的发生、演进,有如东风夜放花千树:创作来势猛、作家阵容大、作品数量多、勃兴时间长、鼓吹劲头足、文化效应广。

      创作来势猛 正值反思文学后继乏力、先锋思潮风雨如晦之时,文坛新动已在孕育之中。1987年,方方、池莉的《风景》、《烦恼人生》竞相推出,令人刮目而视。经过近两年的调试、聚合,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写实小说疾风劲雨,蔚为大观,攻夺文坛主战场。《钟山》火眼金睛,飞鹰逐兔,率先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并阐释说,“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实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一时间,新写实小说创作成为文学主流向,颇有独占文坛鳌头之势。

      作家阵容大 总体上趋于年轻化、知识化,观念上拥有先锋意识,操作上刻意花样翻新的新写实骄子们,以其凌厉攻势迅速壮大了作家队伍。除方方、池莉等“老将”外,其他部落或散兵游勇也竞相投其麾下,汇成浩浩荡荡的“主力兵团”:刘震云、刘恒、叶兆言、范小青、余华、苏童、格非、朱苏进、周大新、周梅森、阎连科、陈怀国、李锐、李晓等等。可以认为,其庞大阵势与群体默契在新时期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

      作品数量多 新写实小说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长中短篇三“管”齐下,硕果累累。《落日》、《白驹》、《白雾》、《桃花灿烂》、《祖父在父亲心中》等扯出破碎的人生“风景”线。《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等涂抹出“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的无奈色彩。《白涡》、《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等裸露出芸芸众生的食、性原欲。《塔铺》、《新兵连》、《头人》、《官场》、《官人》、《单位》、《故乡天下黄花》等撒满“一地鸡毛”。范小青的《光圈》、《伏针》、《人与蛇》、《顾氏传人》吼出平庸者沙哑的“清唱”。叶兆言的《状元镜》、《艳歌》则无异于哽咽难语的“挽歌”。类似的圈内作品不胜枚举,如《罂粟之花》、《妻妾成群》、《红粉》、《米》、《现实一种》、《往事如歌》、《绝望中诞生》、《金色叶片》、《祭奠星座》、《迷舟》、《夏天太冷》以及“军歌系列”、“厚土系列”、“瑶沟村系列”等。新写实小说作品之多于此可见一斑。

      勃兴时间长 新时期以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你消我长,此伏彼起,各领风骚三两年。而新写实小说昂首走过七八个春秋,堪称文坛盛事。到了1993年,新写实创作以坚挺的姿态完成了出色的冲刺。方方在《中国作家》三月号和《作家》三月号分别推出《作为艺术》和《推测几种》,阎连科的《自由落体祭》同时刊于《作家》三月号。刘恒的《苍河白日梦》、李晓的《一种叫太阳红的瓜》被《收获》第一期拿来压阵。范小青英勇不减当年,继《月色融融》之后,又在《春风》第一期和《峨眉》创刊号上相继亮出《茶客》与《老岸》。苏童的《沿铁路行走一公里》和余华的《活着》都被视为新写实小说力作。显然,在新状态、新体验鼓噪文坛之前乃至同时,新写实小说无可争辩地妆扮了新时期文坛的前台景观。

      鼓吹劲头足 新写实小说滥觞伊始,犹如“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评论家们兴之所至,鼓而吹之,诚如李万武所言:“一些人一听说有一种以‘还原生活’为旗帜的新品种小说出来……真是好生喜欢了一阵子。”[2]有人宣称:“新写实小说的出现,无异于沉寂中的一声爆响,黑暗中的一线光明,它使许多翘盼中国文学腾飞于世界艺术之林的评论家从中捕捉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光明前景”。[3]王干来得更干脆:“如果本世纪有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话,肯定是写实型的作家和写实型的作品。”[4]而今看来,上述判断无疑是带有冲动性的估计,但在当时,它们确实刺激了作家们的创作热情,因而客观上成为新写实现象的一部分。

      文化效应广 曾几何时,新写实小说以其喧嚣的声色阵容促发了广泛的文坛骚动,牵动了报纸、广播、影视的神经中枢。一向沉稳的大师级作家王蒙也禁不住预言,以王朔及新写实为代表的调侃文学现象将继续走俏90年代的文坛。很清楚,新写实小说尽管缺乏石破天惊之作及深层轰动效应,但作为某种时代情绪的文学投射,它们业已引发广泛关注并一度成为各大文学刊物的抢手货、镇卷作。饶有兴趣的是,当刘恒的《伏羲伏羲》走红之时,电影《菊豆》旋即搅动观众心潮。当《大红灯笼高高挂》赢得意大利威尼斯银狮奖时,人们重新翻阅《妻妾成群》,渴望从中读个明白。周大新的“预西南盆地”刚一面世,《香魂女》便轻松捧回第4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大奖。除张艺谋、谢非等名导外,其他导演也先后看好新写实小说,甚至为购得《红粉》的优先导演权,姜文和李少红陡生版权之争。显而易见,新写实小说大潮所致,已经超越了小说和语言艺术范围,俨然结成耐人寻味的享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化现象。这意味着,拒绝进一步阐述其社会文化生成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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