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历史维度

作者简介: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男,美国杜克大学资深教授,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美国杜克大学,达纳姆

原文出处: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内容提要:

本文针对20世纪文学批评领域出现的热衷于自我证明并拒绝历史语境的倾向,通过剖析文体学批评、道德批评、神话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等五种批评方法,说明没有一种阐释模式是完全自足的,它们所谓的自主性来自阐释过程中的任意限定和设界。如果将其中的任何一种方法延伸,即使完全用它自身的术语,也会再次进入批评的历史维度。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5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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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I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456(2004)05-0006-09

      如果马克思主义只是众多体系中的一种,或者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只是很多方法中的一种,那么,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清楚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及其批评应该是可能的。但事实相反,如果我们不是像马克思那样尽可能地从黑格尔那里获取复杂的、辩证的理论资源,那么,将容易导致这种阐述注定每一步都具有内省和自证的艰涩。难道我们可以忽略哲学思考去采用一种论争方式纯粹地谈论阶级、历史,意识形态以及特定环境下的既定文学作品的功能吗?什么是本雅明和布莱希特所主张的“朴素思想”(Plumpe Denken)?可以肯定的说,正如所有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所看到的那样,人们难以容忍庸俗马克思主义那种诋毁的做法,他们以虚张声势的做法使人们远离真正的问题,同时却诱导大学中的某种知识分子话语得到更多的尊重和认可。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常常处于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历史的“境遇”中,我们从来就不可能仅仅是白板,真理也从来不可能存在于一个静止的系统中,它总是一个更普遍的“祛魅”过程的一部分,这就是最简单形式下的辩护和辩证法本质。可以证明,来自知识分子立场的“朴素思想”的价值是对更复杂的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只不过置换了那些深奥的理论罢了。所以“朴素思想”的理论并非新创,而是从其前辈理论中获取能量并祛魅的产物,是对真正黑格尔学派学说的“扬弃”、否定和超越。

      这就是为什么我像重视概括未来方法一样重视归纳当今的各种批评实践方法的原因。事实表明,不仅我们中绝大部分方法是由早些时候“方法”中的一种或两种构成,而且可以从根本上假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早已隐秘地存在于所有这些方法之中——当然,除非真相被压制或暗中对立,意识受到威胁,批评中的形式主义成为其反面或梦魇。所以,我们实在不必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辩护;恰恰相反,应当把矛头指向那些企图逃避历史的人。我们也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只是对那些方法的一种选择,而宁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那些理论的终结,和作为惟一的能够实现其他方法以各种途径方式努力达到的理论体系。

      我们的前提是,所有有关文学作品的形式上的陈述都必须有一个潜在的历史维度来支撑,当然,也许批评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能够找到这样做的优越之处,那么在那些批评里我们应该能够把关于形式和美学特性的陈述转换成真正的历史存在。而这一体现并不是脱离形式批评走向别处,而是穿越它们后获得全面的观照,使我们能够了解事物的另一面,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另一面即人们不以为然的历史。但是,如果我们在表达一种观点时仅仅是用历史学家的专业研究简单取代文学批评家的方法,那么这也是很糟糕的。可是,需要考虑的是,专业上的规则已超出现实本身;并且专业的构成要素和内在逻辑也掩盖现实本身。文学批评尽可能地取消自身,瞥见和社会背景一致的意识瞬间,即黑格尔所称为的“具象”。

      接下来,我想把这种瞬间感与发生在文学研究领域的现实联系起来。要探究这些问题,自然会涉及到近年来认为很有价值或广泛流行的且自我包容又相互排斥的诸种批评方法,尤其是文体分析、道德批评、神话批评、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等。毋庸置疑,下面我们将对上述方法逐一评述,但这种批评并非消解它们的相对自主性,也不是取消它们半自主的方法论。我想表明的是:没有一种阐释模式是完全自足的,它们所表现的自主性来自阐释过程中的任意限定和设界。我还想表明的是,如果将其中的任何一种方法延伸,即使完全用它自身的术语,也会再次进入批评的历史维度,并发现这是所有文学分析和阐释的或隐或显的综合。这样,我们会自然而然联想到谢尔盖·杜勃洛夫斯基有关马克思主义批评过程的著名描述,他说:“当你超越文本进入它的社会语境的那一刻,你才真正抓住了文本的要旨。”[1](p15)这种表述提示我们,历史维度不仅仅是以形式的或学院式的综合的面目出现,而是以一种令人震撼的方式重现,它所产生的新奇和推力使我们进入现实的一个新层面。这是一个包含变换程序、改变技巧和移动思想视点的过程。而这一切使我们猛然扩大了视野,把我们从种种纯文学批评方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我们开始体验到通常所有精神活动中的深刻的历史性的运用。

      一

      我们从今天普遍运用的文体学开始。文体学可分为泾渭分明的两类,我们称为古典文体学或语言学文体学。以施皮策和奥尔巴赫,还有让·皮埃尔·理查等为代表,他们各种各样的句法或文体被理解为一个更基本或且是想象中的实体的外在形式。这就是拉伯雷或福克纳的风格,抑或是巴洛克、欧洲现实主义的精神,时代风气等。另一种文体学——戴维·洛奇的《小说的语言》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里法特尔也是一个合适的例子——专注于个别作品的内在效果,它通过列举该作品的语言特性,如词汇的范围、对某类句子结构或某些词语类型的偏爱,以试图表明该作品所具有的特征和整体风貌是怎样对读者产生独特效果并实现其审美目的。如果我们对第二种文体学作修辞学的分析——当然我们不是就某部文集或某一阶段的创作而言,而是就普遍的话语或特殊的单个词汇的性质而言——那么,这两种相对的文体学的区别就更清楚了。似乎第一种文体更强调个人的独特风格,从词源学的角度看,文体风格与自身的笔迹一样,具有独一无二的几乎是生理上的特征。那么,面对这两种方法,一个是唯心论的和思辨的,另一个是经验论的和分析的,我们如何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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