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89X(2000)06-0051-03 关于“休闲文学”，我认为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命题。它的意义不仅有益于当前文化消费的研究与指导，更有益于对文学本身的认识：我们的一部文学史，其关注的主要对象是主流文学，对“休闲文学”、“通俗文学”的关注是极不够的。事实上，主流文学、通俗文学、休闲文学一直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们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并且相互影响，相互推进。“休闲文学”的提出也许给我们的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新的视角，促使我们将主流文学、通俗文学、休闲文学综合起来，以考察人类的文学运动，从而从更深的层面揭示文学运动的规律——当然也更有利于当前文化消费策略的制定与实施。 我认为，要研究休闲文学，首先应科学地界定休闲文学。休闲文学不同于主流文学，也不同于通俗文学，如果我们不充分认识它的特点，这个命题的提出也就没有什么意义。 概括地说，休闲文学也就是具有休闲功能的文学作品。要达到共识，我们首先遇到的是“休闲”这个概念。我认为，“休闲”这个概念，是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说的“消遣”的，这里积淀着我们民族独有的文化内涵。从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休闲文学所追求的，更侧重于精神生活、精神世界，具有比较高雅的文化品格，它排除了比较低俗的感官刺激，也排除了世俗性的功利观，追求的是一种文化的宁静、淡泊、闲适、身心舒展，或者从根本上说，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审美化的闲适人生（或人生闲适的审美化）。 中国的文人历来是注重著书立说的，而且把著书立说看得非常重，古来就有“三不朽”“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信念，但文人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他在追求理想事业的同时，总得有自己休闲的时候。正如鲁迅所说，即便是一个战士，除了战斗，他也得吃饭、睡觉、男女性事，当然也就有他自己的休闲时刻。文人们的休闲方式很多，“琴棋书画”之类构成了他们修身养性的必修课，文学休闲自在其中。由于中国文人高度的文学修养，当他们把文学当作一种休闲方式时，自然也就渗透了他们的审美追求。我们如果细细读一读金圣叹在评点《西厢记》时于卷七所写的33则“快事”，也许能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古代文人对“休闲文学”这样一种审美化的高品格的文化追求。 我认为，“文学休闲”和“休闲文学”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人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研究这一部分，对于了解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我并不认为“休闲文学”或“文学休闲”只是中国文人们的专利。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去研究一下中国文学史，便会发现，中国普通的平民百姓事实上是参与到“文学休闲”中来并且构成了文学消费的一个真实的层面的，他们也渴望提高普通生活的精神质量，将日常生活、休闲生活审美化。 要在“休闲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划出一个泾渭分明的界限实在太难，但凭我们的感受，还是能捕捉到它们的区别：通俗文学走的是从俗从众的通俗化路子，比较注重大众的审美需求和审美趣向，它采用的往往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与手法；“休闲文学”从本质上是一种雅文化，侧重强调的是作者的个性精神追求，强调文化的品位与内涵，强调休闲生活的审美化。在这一点上，它明显区别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和公案小说。 休闲文学的休闲功能只能在活动中实现，从“休闲功能”上来界定休闲文学，也就带来了必然的争论：在“作者”——“文本”——“受众”之间，一部很严肃的作品，读者可能怀着休闲的心态来阅读，而一部很休闲的作品，读者也可能郑重其事地去研读。因此，从读者的层面来界定“休闲文学”，显然难以成立，如果硬要由此立论，所讲的已不是“休闲文学”，而是“文学休闲”。魏饴教授试图从题材上来加以界说，我承认这种界说有一定道理，但也留下了“题材决定论”的简单化痕迹。我倒是赞同魏饴教授将题材与作者心态综合起来考虑：休闲文学之所以成为休闲文学，首先对作者来说，它是一种“休闲”方式，其次才带来题材处理上的特点及功能，即当作者暂时地搁置起他的使命感与功利心，借助文字来愉悦、松弛身心，进入一种文化的休闲状态时，才可能有“休闲文学”的产生。 魏饴教授的文章发表之后，立即引起众多名家的关注，大家纷纷撰文参与讨论。这些文章我都细心地研究过，他们的观点给我许多启迪，但他们都是从当前的文化消费现象立论，多少有美中不足之感。我觉得，要真正研究休闲文学，是不能缺少历史关注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休闲文学是现在才悄然勃兴的，也不能简单地说，休闲文学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挑战。 在我看来，休闲文学一直是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诗歌我不敢说，小说、戏剧这类文学文体的产生多少就包含“休闲”的意味。像“小说”，鲁迅就说过，那是人们劳作之后坐下来休息的产品。文学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担负了满足人们多方面审美需要的职能，除了“匕首”、“投枪”，“反映社会生活”，也可能用来“愉悦”、“消遣”、“休闲”等等。 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觉得是不能低估休闲文学的地位和作用的。除了满足人们休闲的需要，提高普通人生活的文化品格和精神质量外，它对文学本身的发展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像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就是供文人们来“休闲”的；在唐代，文人们攻诗攻文之余，也曾写下过一些休闲作品，如元稹的《莺莺传》，陈鸿的《长恨歌传》；“词”作为宋代显赫一时的文学代表，在早期就被称作“诗余”，也是用来“休闲”的；中国的第一部诗话，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那也是休闲的产物；落实到某个文人的创作，像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王维的山水诗，也是他们休闲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