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和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对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处在奴隶社会逐步衰亡、封建社会逐步兴起的交替时期；具有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社会文化身份；他们都积极入世，企图恢复贵族统治，力挽狂澜于既倒，带有极大的保守性；他们都广收门徒，对教育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等等。关于孔子与柏拉图思想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弃栋，对二者著作的文体却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企图对两位思想家文体的特点作一对比考察，并揭示其所隐含的价值取向。正如巴赫金指出的：文体与哲学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文体自身就是有意义的思考方式”，“它能展示批评家对时间、社会、人的基本看法”（注：New Literary History,Vol.22,No.4(Autumn,1991)P.1077.）。 柏拉图全部的哲学著作，除《苏格拉底的辩护》外，都是用对话体写成的，约有四十篇。对话体在他的著作中占有绝对地位。在柏拉图的绝大多数对话中，主角都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思想主要是通过苏格拉底和其他人的对话来体现的。关于文艺的思想主要集中在朱光潜先生译的《文艺对话集》中。对话文体在当时的希腊非常流行。除柏拉图写的苏格拉底对话外，还有色诺芬的对话、安基斯芬的对话等。哲学家西密阿斯就写过二十多种对话，虽然都已不存在，但从侧面反映了对话文体在当时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注：《文艺对话集》，柏拉图著，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13页。）。此外，还有许多重要作品采用了对话体的形式：琉善《被盘问的宙斯》、古罗马西塞罗的《论灵魂》、文艺复兴时期被特拉克的《秘密》、阿尔贝蒂的《论家庭》、布鲁诺的《论英雄激情》、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塔索的《解放了的耶路撒冷的辩护》、古典主义时期费纳隆的《亡灵对话录》、启蒙时期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和《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等都成为文学史上众所周知的作品。当然还有人把荒诞派戏剧当成对话体文学。黑格尔和德国杰出哲学史家策勒尔则把柏拉图的对话当成“文学艺术作品”（注：《古希腊哲学史纲》，E·策勒尔著，翁绍军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7页。），甚至有人直接把它看成戏剧（注：《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陈中梅著，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63页。）。孔子的思想言行则主要集中在《论语》里。《论语》的文体有一部分采用对话形式。从整体上讲，和柏拉图的对话相比更具有语录体的性质。语录体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除《论语》、《孟子》外，还有西汉扬雄的《法言》、隋末王通的《中说》、宋明理学中的《朱子语类》、《陆九渊集》、《二程遗书》、王阳明的《传习录》、佛教禅宗中的语录、诗话中的各种问答体式，甚至“文革”期间的各种语录口号等，可谓贯穿中国文化的始终。语录体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身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一 《论语》的语录体首先是由孔子与他学生之间的等级关系决定的。孔子的学生多出于贫贱，孔子在设立学校广招门徒时也不存在门户之见，即他自己所说的“有教无类”。学生之间除了教学的需要以外，他们在孔子的面前都是平等的。如《颜渊篇》记载颜渊、仲弓、司马牛“问仁”，孔子有三种不同的回答。冉由和子路问“问斯行诸”时，孔子的回答也完全不同。可这并不表明他们在孔子面前的地位有所不同，而是孔子因入施教的表现。虽然孔子在《子罕篇》中也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不是“不多能”的“君子”。在与学生的关系上，孔子却把自己当成一个充满智慧的老人和装满各种知识的百科全书，随时对学生（包括象鲁哀公那样的诸侯）各种各样的提问给以完满的解答，而学生在他面前是没有发言权的。《论语·为政篇》谈到：孟懿于问孝，孔子答“无违”，樊迟又问“何谓也”，孔子又答“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何谓也”是典型的孔子学生的话语，它是没有自己意见、没有自己观点、必需由孔子的观点来充实的空白，他必须按孔子自己的意思来理解孔子。这和苏格拉底对话中的“是”、“对”不同，因为“是”表明答话者有自己的意见，只是和讲话者相同，当然也可能存在不同和需要争辩的地方。但“何谓也”只是使说话者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听者却没有自己的见解，更不要说不同的见解了。这种问答体中，每一段对话看似两个主体，其实是一个主体的行为，另一主体只是为这一主体的言行提供契机，而不是平等的对话和参与。所以如果学生侃侃而谈，充满辩论，根本不把孔子放在眼里，那一定会使他非常不满。因为学生忽视了“礼”，这是孔子最为注重的东西。《颜渊篇》说“克己复礼为仁”；《季氏篇》说“不学礼，无以立”。其实，“礼”就是他在《颜渊篇》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然这句话也隐含了另一个含义“师师，生生”，“师者，人之模范也”。“礼”的根本含义就是对等级制的无条件肯定。孔子虽然处在一个动荡时期，等级混乱，一切都在进行新的组合，但孔子仍想恢复过去的等级制，他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便是他理想社会的基本模式。孔子对“大人、圣人、小人”的区分，对“生而知之，困而知之，因而不知”的界定，对“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判断，都是孔子对等级关系存在的客观性和合理性深信不疑的表现。《论语》中体现的这种关系隐喻了孔子思维模式的深层结构，是孔子对人生和社会的基本理解。孔子的这种思想同样决定了“仁”自身的等级特征。面对不同行为主体，“仁”的内涵是不同的。所以，孔子反对“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看起来孔子是实行了一种对等原则。其实，“父为子隐”在于“慈”，“子为父隐”在于“孝”，二者并不对等。“子为父隐”能推导出“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而“父为子隐”就推导不出“为贱者讳”、“为少者讳”、“为愚者讳”。孔子《阳货篇》主张，父母死后“三年之丧”，守三年孝，即《子张篇》的“三年勿改父之道，可谓孝也”。原因在于：“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儿女生下来三年才能完全脱离父母的怀抱。这可谓对等原则的体现。在谈到诗的功用时，孔子主张“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如果“迩之事父”是对等原则体现的话，那么“远之事君”又如何证明呢？孔子对言语主体等级关系的强调决定了孔子的“侍于君子有愆”，其一便是“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即在言谈时必须察言观色，不能贸然开口，否则就和瞎了眼睛没有差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