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坛“余秋雨现象” “余秋雨现象”是中国当代文坛独特的景观。首先作为一种创作现象，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散文集，一改传统散文写作模式，借助散文这种极富亲和力的文体反思文化，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和生命哲理，把智性渗入景观，把学理融入世俗，以饱蘸人格情感的笔触阐释自然山水，超越了对有形的自然景观的欣赏和赞叹。余秋雨用生命哲学构筑的话语“复活”了历史，与人性相通的历史景观成为其精神的依托和理想的承载，二者在互阐互释过程中彼此生成了一种以文化人格、生命价值为本位的话语，进而沟通了景和情、雅和俗等美学层面。 余秋雨的散文创作的确是散文史上的一次成功尝试，批评界对余秋雨散文的文体性质、革新意义、文化意蕴、艺术品格等进行了从一元到多元，由平面到立体的多层次、多视角的分析研究。如关于文体性质，就有多种界定：“学者散文”、“大品”、“新体文化散文”和“随笔”等；著名的散文研究家楼肇明对余氏散文在散文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余秋雨在艺术修养的广闻博识上，第一次直追本世纪那几位学贯中西的现代散文的奠基者们，余秋雨可能是本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同时也是开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位诗人。”（注：楼肇明：《当代散文潮流回顾》，《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3期。）马云龙在谈及其艺术作品风格时说：“余氏散文彻底涤除了传统游记以游踪为线索，移步换景以模山范水的定势，作者徜徉在山水之间，要寻找和发现的不是山水的秀丽而是我们民族在文化上的优长与缺失。这种革新是作者立意高远的合逻辑的结果。”（注：马云龙：《重返大家气象：秋雨散文的超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周彦文也认为，“作品从旅游散文与学者散文突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自然、历史和艺术对话的主体形象。”（注：周彦文：《独特的书，独特的作家——编后记》，《世界文化精品·余秋雨卷》，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 余秋雨散文在文体的拓展和话语更新上确实有着独到之处，他的成功让人想起上世纪30年代以写“幽默闲适小品”见长的林语堂，他们都开拓了介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与沉迷色性的粗俗文化之间的另一个潜力巨大的读者市场：追求个人生活体验诗意化的市民文化阶层。余秋雨也曾坦言：“……我是一个清醒的人，知道这（《文化苦旅》）不是因为署了‘余秋雨’三个字，而是标示着社会对某一文化态度的需要，而我恰好碰到，迎合了这种需要。”（注：周岩森：《余先生的自我表白》，《文论报》1995年1月15日。）余秋雨的散文创作显示出知识分子在挣脱和超越传统精英意识主宰和政治意识形态控制后，力图以一种更加平易近人的“对话者”和“交流者”的身份和姿态融入民间大众生活，在重新自我定位中谋求文学的新发展，彰显个人价值和意义。 其次，作为一种批评现象，余秋雨成为众矢之的，学界对其人其文大肆评说，褒贬不一的批评充斥整个文坛。起初是赞声四起，充分肯定其散文的创新意义，后来便是种种指责和非议，甚至是近乎“谩骂式”的非理性批评。两者针锋相对，相映成趣，形成了文坛独特的景观——“余秋雨现象”。 在论争的过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余氏散文中的“硬伤”问题。高恒文在第822期《文学报》上载文指出《文化苦旅》中学问的“硬伤”很多，东方生也在《佛山大学学报》上集中对《文化苦旅》的“硬伤”，加以全面考证。（注：东方生：《严肃与荒诞的巨大成功——余秋雨“文化散文”质疑》，《佛山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尤其是近年来上海《咬文嚼字》月刊资深编辑金文明著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引发的“金余之争”更是使余秋雨成为文坛重点关注的人物。“硬伤”本是一种有关学术规范的通俗说法，要求作者所引用的历史文献资料准确无误，强调学术作风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批评家指出余文中的“硬伤”本来是有益于作家创作的，但是更多的人往往是抓住“硬伤”这一点大做文章，每每总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的做法难以让人获得真知。其实，“金余之争”本是不同学术领域间的问题，两人考察作品的着眼点根本不同，双方各执一词维持僵局，只会给文坛带来混乱，旁人看久了也索然无味。笔者认为，一方面余秋雨理应对“硬伤”问题加以注意，创作时力求准确；另一方面批评家也应该讲究原则性与宽容态度的统一，所谓“博通者失于疏漏，专精者隅于寡识”，批评时予以适度地理解和宽容，才能在形成自己的话语表达的同时，又不构筑成话语霸权。 论争的焦点之二是河满子的《笔者谈屑》为导火索，谢冰的《正视自己的过去》和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等文章发起的，指责余秋雨在“文革”期间作为张春桥、姚文元直接管理的“上海写作组”骨干力量“石一歌”的主要成员，在浩劫中指鹿为马，无所不为，对此他们要求余秋雨做出解释和忏悔。余秋雨批判愈演愈烈，认为他由过去的文化打手变成今日的文化红人，在“硬伤”问题上罪加一等，直接关系到对个人经历和人格问题的追究和拷问。这样的旧事重提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讨论的范围，倒是成为媒体炒作的“卖点”，不仅给当事人双方带来了不必要的伤害，而且也影响了读者的判断力。无论是从创作主体还是作品本身来说，作家道德品行的高低并非都一概能决定作品的艺术价值。“知人论世”也只是我们参照的标准之一，人品和文品不一定都是成正比，因人废文大可不必。何况余秋雨在“文革”中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多数人不得而知，因此，超出于他散文创作之外的争论，不在本文的关注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