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4-0181-16 一个有价值的学术命题，或者说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思想范式的提出，必然要根植于特定的时代和民族的深层需求，而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习惯性做派所能为之。单纯的制度探讨、技术诊断乃至各式各样的文化立场的言说，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下道德危机的问题，而且由于它遮蔽了时代的深层需求，甚至会将问题探讨牵引至南辕北辙的路途。近期展开的关于百年中国文学的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问题的讨论，即是此现象的一个侧影。种种抨击乃至讥讽道德形而上主义的声音，固然颇有令笔者受益之处，但一些反对者拒绝沟通强作解人的做法恰恰坚定了笔者对道德形而上主义的信念，并使笔者对此思想理路的必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鉴于有学者善意地提醒笔者所说的道德形而上主义“也许并不是一个恰当的命名”[1]，本文试图从时代的深层需求入手论证道德形而上主义存在的根据及价值，希望使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精神要义及其感应时代深层需要的迫切性、艰难性由此引起同情的理解。 为道德而道德：文化根基的重建 当下中国的许许多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道德危机。而道德危机的根源，与我们现在是否缺乏完善有效的道德教育、道德习俗、道德规范等并无必然联系，甚至可以说，即使我们有足够多而全面的道德制度也无法抵挡道德精神的衰退之势。道德危机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时代性的精神病象在文化深层首要的表现，实乃道德根基的丧失。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根本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真正“道德的行为”，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道德的人”，真正的道德原则是什么。当旧有的一切道德前提被近百年来的启蒙运动扫荡殆尽之后，人们的道德生活已完全陷入“摸着石头过河”的混乱状态之中。因此，道德根基的重建（而非道德表象的调整）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层需要。 那么，如何重建道德的根基呢？这首先需要反思道德根基丧失的根源何在，中国启蒙的现代性诉求如何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这方面，最常见的现象是人们往往批评中国的救亡压倒了启蒙，谴责中国启蒙因走上功利主义的道路而陷于破产，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人为群体所取代，个人的情感、个体的幸福为某种外在的利益或目标所排挤而荡然无存。这样的反思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却未免浅尝辄止，因为对启蒙的理解是远远不到位的。仔细推究，我们会发现其中暗含着一系列值得商榷的逻辑前提。比如，启蒙与救亡是不相容的，群体的利益与个体的利益是不相容的，文化启蒙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个体的幸福，等等。这些前提意味着这里的启蒙仍然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启蒙观，只不过是将以群体为核心的道德功利主义置换为以个体为核心的道德功利主义。而一旦功利主义——无论是哪种功利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对于真正的文化启蒙来说，都会是一个陷阱。尤其对于当下这个欲望时代来说，可怕的已不再是过时的集体功利主义，而恰恰是个体功利主义，它包括享乐主义、欲望主义、消费主义等。包裹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迷人的名目下面的则是道德相对主义、道德解构主义、道德虚无主义、道德实用主义等等的畅行无阻。福山在其新著《信任》中便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是中国，而不是人们想当然的美国。正是道德根基的丧失，使中国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低度信任社会”。当道德总是附着在其他的目标上，不但不能解决道德领域的问题，也干扰了其他领域的现代性转型，致使我们的道德不能成其为道德，知识也不能成其为知识，甚至制度也不能成其为制度。针对上述道德功利主义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当下文化根基的重建就意味着让道德成为道德本身，让道德回归它应有的本体位置，获得它应有的自律性和尊严。具体说来，“为道德而道德”的境界要求道德独立于现象界和感性世界。正如康德所揭示的，唯一绝对的、最宝贵的东西便是人格的价值和尊严。一般认为，康德所谓尊严系指道德主体的尊严，但实际上，康德意义上最重要的尊严首先是道德律本身的，它具有客观的完全独立的正当性；其次才是道德主体的尊严，是个人能够为了道德律的尊严而自觉地牺牲自己的感性幸福，超越现象界，达到自主、自由，从动物层面提升至理性本体的层面。所以，如果牺牲人格去换取其他的次等价值，这从价值逻辑上讲是荒谬的[2](P122)。“它以我的人格，把我作为一个精灵所具有的价值，无限地提升上去。在我的人格中，道德法则向我启示着一种独立的生命，一种独立于动物性、甚至独立于全部感性世界之外的生命。”[3](P307)它关注的不是活着，而是人性地——理性地和尊严地活着。 另一方面，“为道德而道德”还是一种相对独立于历史的境界，具备超越时空和现世规则的永恒价值与普世性。康德并没有否认道德与历史二者的价值冲突，他甚至先于黑格尔系统地提出了历史规律往往是唯有恶才导向善。但是，与道德进步／历史进步之间浮浅的辩证论或者统一论者不同，“他在伦理学中想要说的是，那是历史。道德并不是历史。如果道德是历史——是结果论，那么，也就没有道德（的独立存在的可能与必要）”[2](P126)。康德坚信动机论意义上的道德是有的，所谓动机就是要人们反省一下自己是否有义务感——即使我们大部分时间中都不会听从这一义务感与良知。比如，在美国争取黑人人权的漫长历程中，有不少白人并没有从情感上跨越种族好恶感，但他们从道德义务的立场出发坚定地为争取黑人的人权而奋斗甚至牺牲；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黑人反歧视领袖马丁·路德·金则坚持不用仇恨报复的原则，而取“悲爱”原则面对白人歧视。不同于“欲爱”与“爱好”，“悲爱”原则强调的是“理解及拯救全人类的善良愿望，对人无条件的，纯自发的，无动机的，无根源而又创造性的。那不是依赖其对象功能或性质才有的行动”[4]。显然，义务论道德的意义不仅不在于追求什么快乐结果，而且常常必须在与快乐结果的冲突中才出现；不仅不在于做经验快乐的工具，而在于意志能够守住一些非经验性的原则。“道德越是呈现在纯粹形式下，它对人心的鼓舞作用越大。”[3](P307)因此，为道德而道德本身就是目的，既不能从结果，也不能从道德之外的动机来看待它。以康德的说法，道德学就其本意来讲并非教人怎样谋求幸福的学说，而是教人怎样才“配享幸福”的学说，唯其如此，道德才能为文化的重建建立一个坚实的根基。如果有人把文化的多样性和普世价值作为对立范畴来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个“伪问题”（尼布尔语）。 为形而上而形而上：人性上升的路向 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第二重境界是“为形而上而形而上”，更完整的说法是为道德形而上而道德形而上。如果说为道德而道德关涉的是道德的根基问题，那么，第二重境界则是保证人性上升之途的路标，是文化重建不可或缺的一个路向。对这一重境界的要求系出于国民性与文化上形而上学缺失现状的诊断。人们常常批评“五四”新文化先驱者是过激的“全盘西化”派，殊不知他们所引进的西方文化，主要限于科学、民主等实用主义层面，试图确立的是工具理性与制度理念的权威，而支撑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深层价值理性，包括哲学、宗教、审美等领域的形而上层面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发达，而浪漫主义文学大为逊色，现代主义文学更是被视为不伦不类的“伪现代派”，这与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们漠视人类的精神生活，不懂终极关怀的意义，道德形而上维度更是一大盲点息息相关。在形而上缺失的前提下，人性的上升之途失去了应有的路标，从而在根本上阻碍了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步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