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2-0011-08 “后理论”命题的提出已有多年，这是进入新世纪后经西方理论家的鼓噪，又一次移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话语。然而，与以往西方批评形态及研究模式的移植有所不同，“后理论”话语的提出更具全球性与根本性，它带有某种程度的价值定位与方向选择等方面的展望与规定。从伊格尔顿《理论之后》(After Theory)的出版，到拉曼·塞尔登等在《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一书中对“后理论”现象的专题介绍，①再到国内学界对该命题的持续关注与探讨，②种种迹象表明，文学理论在历经后现代主义大潮的冲击与“理论终结论”的影响后，是否已经无可挽回地进入了一个衰落的状态，其发展的前景与出路何在？人们是否还可以继续预测理论终结后文学理论的走向与这一境况下的知识生产等等，这实际已成为国内理论界高度关注与深入思考的一个焦点性问题。正是基于如上背景，本文力图进一步分析“后理论时代”的文化场域与文学理论的知识景观，并对这一背景下文艺理论的知识生产作尝试性的探讨。 一、“后理论”及其文化场域 依国内学界的看法，詹明信是最早发出理论终结“讣告”的预言家。在上世纪的90年代初，在《德国批评传统》一文中，他曾不无惋惜地慨叹：“今天在理论上有所发现的英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了，其标志是下述的事件：巴特、拉康和雅各布森的死；马尔库塞的去世；阿尔都塞的沉默；尼柯、布朗特日和贝歇的自杀为标志的‘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终结；甚至还有更老一代的学者如萨特的谢世等。所有这些事件都从不同的角度表明，结构主义的有所发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能再指望能够在语言的领域里找到堪与60年代的地震图标转移或结构主义诞生所引起的震动相比拟的任何新发现。”[1]303进入新世纪后，伊格尔顿以《理论之后》的出版，宣告了一个理论时代的终结和对一种新理论到来的期待。他不无悲观地指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拉康、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开创性的著作距今已有数十年之久了。威廉斯、伊丽格瑞、布尔迪厄、克里斯蒂娃、德里达、西苏、哈贝马斯、杰姆逊和萨义德等人早先开拓性的著述也有数十年了。这以后并没有很多可与这些奠基者的雄心和独创性媲美的著作问世。他们中的一些人此后遭遇了不测。命运使巴特在巴黎的一辆洗衣行的车下命丧黄泉，福柯因艾滋病而备受痛苦，送走了拉康、威廉斯和布尔迪厄，阿尔都塞因弑妻被罚而关进了精神病院。看来，上帝并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2]3-4伊格尔顿预言的依据是，一代思想家的纷纷离去与新的理论思想的空缺及贫乏。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近由拉曼·塞尔登等学者编撰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一书的结论中，作者以“后理论”命名，进一步探讨了这一概念所包含的问题性。该著作认为，新千年开端的一些著述奏响了新的调子，一个新的“理论的终结”，或者说得模糊一点，一个“后理论”(After-or Post-Theory)转向的时代开始了。③且不论我们能不能有意义地进入“后理论”，我们最终发现，这一预告更像是在复位方向，而不像一个戏剧性的启示录。对许多人来说，来到“后理论”似乎意味着从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控制的时代走出来。在这种情形下，文化研究或者说更一般意义上对文化文本(包括文学文本吗？)的研究以及当代的种种理论都处于视野之外。这种对最近的过去的弃绝是令人惊异的。难道这个时代有太多错误的构思吗？难道这类弃绝的术语不应该更仔细地思索吗？难道现在的任务中没有一项要重新承担起对文学和文化以及对当代的理论化，以便更完整地理解这些转型的或者说另一种思路的术语吗？[3]326-339拉曼·塞尔登等人的思考，揭示了“后理论”时代所隐含的两个重大问题域，其一是我们如何对待“文化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遗产，其二是理论之后的出路何在，我们是否需要理论以及需要什么样的理论等。而要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则需要依据对“后理论”时代所呈现的文化场域的科学认知与理解。诚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种种文化观念随着由他们所映照的世界的改变而改变”。 “后理论”时代所依赖与生成的文化场域是复杂且极富悖论性的。这是一个“失与得”并存，文化多样性与文化乱像杂糅共生的时代。一方面是某种观念的快速生产与炮制，而另一方面是思想、价值等具有根基性的东西的衰落、遗忘与所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人文性危机。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把这一时代称之为消解文化整体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形象已变得越来越复杂。与其说出现了统一的全球化，不如说全球化进程呈现出一个强劲趋势，即全球差异阶段的出现，它不仅开启了“文化的世界橱窗”，让相距遥远的异域文化直接比肩而存在，而且提供了一个场所，让文化的碰撞发出更嘈杂的音调。因此，全球化进程似乎并不是在制造文化的单一性；相反它是差异、权力争斗、文化声望的竞争将在其中进行到底的一个场所。[4]18-19格尔顿的判断是，这正是一个消费社会蓬勃发展，传媒、大众文化、亚文化、青年崇拜作为社会力量出现，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各等级制度，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受到嘲讽攻击的时代。社会的整个感受力已经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改变。我们已经从认真、自律、顺从转移到了孤傲冷漠、追求享乐、拼命犯上。如果存在着广泛的不满，那么，同时也存在着虚幻的希望。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起，文化也逐渐意味着电影、形象、时尚、生活方式、促销、广告和通讯传媒。符号和景观逐渐充斥着社会生活。[2]25-26伊格尔顿的结论是，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消失，后现代主义对规范、整体和共识的偏见是一场政治大灾难，其结果是造成了一种“遗忘的政治”。这些新的文化观念涌现于文化本身正变得日益重要的资本主义，这个发展非同寻常。“文化”表示的就是这样辉煌的综合，文化是摇摇欲坠的掩体，工业资本主义厌恶的价值观念和活力正好在此藏身。[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