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建设”学术讨论会于1998年10月5日至7日在四川联合大学举行。会议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主办，四川联合大学文学院与《中外文化与文论》编辑部承办。 来自全国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40余位学者专家围绕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建设的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次讨论会的特点是针锋相对、内容丰富、观点多元，几乎在每一个问题的焦点上都有争论，达到了学术交流的目的。 一、新时期文学理论现状及其与“现代性”的关系 关于新时期中国文论现状的讨论是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其中较为突出的表现是不少论者以“现代性”问题为核心，力图从较为根本的时代角度阐发“中国文论发展”在与“中国社会变迁”互动依存的背景下，彼此之间的历史与逻辑联系。 钱中文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发言题目就叫做《文学理论与现代性问题》。对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进程与形状，他在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指出了其历史性不足，认为，结合近百年来的历史阶段来看，“新时期文学理论处于本世纪第二个最佳发展的20年”；而伴随着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又一次对外引进，这20年走过的路，几乎是“照着60—70年代西欧文论过程操演了一遍”；因此从总体上说，这是“尚未有重大发明和创造的20年”，同时又是“出现了重大变化的20年”。 那么文论与“现代性”的关系如何呢？钱先生认为二者密不可分：“新时期20年，是在现代性策动下，中国文论发展的20年”。对“现代性”的界定，钱先生并不纠缠于西方话语中的概念之争，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概括，即“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推动自身不断走向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并进一步将其阐发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或言之“启蒙主义的新理性精神”，也就是“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以及权利、进步等”。现代性与文论的关系主要表现在：1、促使文论科学化， 使其进一步走向自身，关注自身的学理，从而解决文论的“自主性”问题； 2、推动文论民主化，使其自身的理论思维走向多元与对话；3、 实现文论理性化，使之改造和重建得更富有人文精神。 由此出发，钱先生对新时期开始之初的80年代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当时的进步标志就在于解除政治对文艺的束缚后，文论重新走向了对自主性的追求，从而为文论在完善自身学理的前提下找回了其更符合本质规律的发展路径。不过在20年过去之后，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门槛上，比较时代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现代性”所导致的两难处境亦不容忽视。其中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个人自由和精神不断高扬的同时，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物化与异化现象也日益严重起来。对此，钱中文先生的观点是进一步张扬“新理性精神”，中国社会的发展如此，中国文论的建设也如此。 评议人赵宪章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认为钱先生的阐述较突出地解决了文学理论自身所谓“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的问题。在讨论中许明博士（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对其中“新理性精神”的张扬作了充分肯定。有的代表则对文学理论自身的现代性问题以及现代性与学理的关系等提出疑问并展开了讨论。 吴兴明副教授（四川联大中文系）的题目是《现代性举证：检视20世纪中国文论的一种思路》。吴文认为要审视20世纪的中国文论，就必须找出其“总体问题性”之所在，那就是“构成近百年中国学术、文化、体制乃至现实生活的世纪性母题——现代性”；理由是面对极为芜杂的文化—理论现象，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理论视野和视野中的逻辑引导，我们实际上是无法审理的。对于这种审理的操作步骤，吴兴明认为可以一分为三，即首先，将中国文论独特的现代现象实证性、知识性地推作为一个审视对象，亦即对之进行知识社会学的系统清理；其次，引入元知识性和价值性设问，深入领会中国文论所独有的现代性危机；最后，设想或“引导性反思”中国文论的现代化出路。 与钱中文先生的关注范围和角度不同，吴兴明是把包括新时期在内的20世纪中国文论作为审视对象，并且从具体问题乃至所谓“危机”入手，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文论与现代性的关系。他认为二者之间的关联至少体现为四个层面：1、文学理论持续不断的先锋性植入；2、理论—文学语言的西语化（科学化与译体化）；3、文学经验的“模造性”；4、理论批评生产体制的现代建制（学科体制与发表体制）。由于时间有限，他只具体阐述了其中的第三部分，特别提出了“理念先行”问题，认为后者在文学实践中产生的结果之一便是导致各种“主义文学”的产生。其独特视角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 余虹教授（海南大学文学院）的论文《教化启蒙与自由启蒙——过渡时期中国文学理论状况》也对自“五四”以来中国文论在西方影响下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分析。不过其紧扣的核心是两种不同的启蒙观。余虹认为，由于长期偏重于对强调思想观念更新的“教化启蒙”，忽视突出思维方式变革的“自由启蒙”，中国现代文化步入了重重误区。如今面对一百多年来的经验教训，是应当对其加以总结和重新清理了。因为如果没有自由的思维方式，就不会有自由的学术品格；没有自由的学术品格，就不会有真正深刻的学术成果。 二、中西交汇与中国文论话语重建 关于在中西交汇背景下探讨中国文论的“话语重建”，是本次会议的另一个焦点。 徐新建教授（四川大学文学院）的论文题目是《西方文论在中国：观察，回顾与思考》。他的发言以张艺谋导演的意大利歌剧《图兰多》和魏明伦改编的川剧《杜兰朵》新近在北京同时上演及其引出的包括“后殖民心态”、“堂·吉珂德情结”一类用语在内的评论为例，强调了“西方文论在中国”这一命题的客观现实性，然后进一步从五个方面加以展开，即1、“世纪末”的引进与论争；2、“中华圈”的认同与离和；3、“后冷战”的冲突与交往；4、“知识界”的产生与流变；5、 “学术史”的承继与拓展。徐新建的看法是对“西方文论在中国”这一历史现象进行研究，首先得将其对象化、客观化；也就是说，先不要急于作出价值评判，而应当进行客观全面的总结梳理。徐提出的“对象化”方法是把“西方文论在中国”分解为五个相关问题，即什么样的“中国”，使怎么样的“西方”，以什么样的“文论”，成为了自己的“在”，并且怎么样“在”法及“在”出了什么样的结果？而这些问题必然又与“中国社会变迁”、“现代学术史”和“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相关联。因此徐新建强调应“跳出文论看文化”。比如对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论进入中国这一现象，如果只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一方的主动“引进”，而无视与此同时乃至更早一些西方诸国的积极“输出”，显然是不全面的。如今中国国内一些学者对“失语症”的担忧以及西方世界划分“文明界限”、维护西方独特性提法的出现又与整个“中外关系”格局的演变有关，若不联系文学理论“外部研究”所应关注的时代背景加以审视，就不可能得出全面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