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价值座标的都市与乡村——中国当下语境中奔向都市的努力 在西方理论界，都市作为一个相对于乡村的理论话语，曾随着19世纪中叶欧洲城市的发展而膨胀，但又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充分发展及市场一体化背景下的商品、设施、人员、生活方式及观念形态跨地区的渗透，其语义内涵的特殊性相对减轻。尽管都市的意象在其后现代语境中重又反弹，但作为乡村与都市截然两分的传统文化对比则随着现实中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而渐趋淡化。然在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的当下语境中，都市则越来越成为一个聚焦点。都市化不仅被看作一种现代化的物质定向（“恢复上海昔时大都市的辉煌”在很大程度上即是规避了其政治、社会、民族内容的器物层面的提法），亦曾被预想为一种催生“新的意识形态，新的心理结构，新的价值观念，新的人际关系，新的人文系统”等新精神文化机制的媒介。故而在中国当下语境中，乡村与都市的截然两分，不仅一度被演绎为传统与现代、愚昧与文明、落后与发展的同义语，亦在文化思考和文学创作中成为一种显在或隐性的价值座标或思维框架。80年代许多充满现代激情的寻根文学，其对中国文化滞后根的追寻，大多落实到荒蛮封闭的乡村地带，即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文学显形（当然不包括张承志那种意在寻回未被文明发展污染的原始生命状态的逆向寻根旨归）。但随着现代化方案在经济领域的实施和市场的迅猛推进，日新月异的器物层面对较为深层的体制、观念产生剧烈震荡的时候，人们发觉，作为物质定向的都市依然存在，但作为新精神文化催生媒介的都市则受到了某种质疑。人们在坚持把都市化作为现代化的感性说明语时，亦普遍地感到了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转型期的种种价值矛盾。其中包括：生态学意义上的人与环境之间，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权力与资本市场之间，人文学意义上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紧张冲突。其间，乡村与都市两分的思维框架依在，但价值座标系上的正反两极却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乡村的方式被阐释为：人与自然的和偕，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人性的自然形式及价值观念的凝聚和确定；都市的方式则被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对峙，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人性的异化及价值观念的分裂与离散。 这种价值尺度的变换，在人文学科及文学创作中最显著的反映，莫过于终极关怀与世俗化倾向的两极分野。且不论张承志在《心灵史》及其散文中，如何站在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对都市文明表现了金钢怒目式的厌恶和排拒；张炜在其小说《柏慧》中，如何刻意营造了乡村与都市两种截然相反、互为善恶的心灵场所；亦不论王朔如何游走于京城的通衢里巷，以一种张扬到极点的世俗精神，对各类中心话语施行着“痞子”式的解构，我们只要把一位较偏重于理性思考，并亲历了乡村与城市生活的女作家王安忆的两篇小说《姊妹们》和《我爱比尔》作一比较，即可见出一种更为隐在的也更具普泛意义的价值尺度变换。 《姊妹们》中“我们庄”的姊妹们单纯、质朴、透明、富于同情心，小有心计却不失善良的本性在一种井然有序的农业文明中凸现无匿。而《我爱比尔》则是一个关于“性殖民”的故事，是后殖民话语中“经济殖民”和“文化殖民”之外的又一类“后现象”。女主人公阿三才貌双俱，品味高雅，与西洋男士交，既非图钱财又非纯为性，其游走于西方男性之间，纯粹出于一种对他们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小说的隐喻意味十分明显，即西方世界代表着强悍的男性，第三世界代表着弱势的女性，从而西方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关系被形之于一种具有强弱之分的性别关系。然故事发生在中国最具现代性的大都市上海，则不免又为都市蒙上了一层阴影。人们不禁要产生这样的疑问：是否只有开放型的大都市才会为代表着强势文明的西方男性，递上一道阿三那样“专门为外国人准备”的充满东方韵味的性别点心？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因为《小鲍庄》、《大刘庄》及“我们庄”的姊妹们生活虽清贫，环境虽封闭，但性殖民的话语却离她们象大都市那样遥远；都市虽开放、活跃，透发勃勃生机，却处处充满了致命的诱惑和陷阱。都市之于乡村，似乎映证了作家一贯认定的命题，即任何文明的发展终以相应的自然、社会代价为前提。其实从《小鲍庄》、《大刘庄》到“我们庄”的跨越，已蕴含了作家一种不易被察觉的价值转换，如果说前两者的乡村社会，是80年代的作家用以剖析中国文化落后根性的对象，那么后者的乡村社会，则是90年代的作家用以反衬都市欲望游戏并汲取批判精神资料的场所。 与这种价值尺度变换相对应的是，深圳的《特区文学》和上海的《上海文学》相继于94年和95年推出了“新都市文学”和“新市民文学”的旗号。旗号的提出，固与其各自特殊的城市背景有关，但更为显在的原因则是两者所据的历史主义理性立场，即认定乡村与都市代表着两种文明的范式，承认现代化是一种广泛的城市化或都市化过程，而现代人格精神的建设则有赖于一种都市意识的获得：“当代的都市意识自然不是对都市的沉迷，更不是对都市的拒绝，它必须从人类历史进程无法阻挡的角度首先投入对都市和工业化社会的都市化进程的热爱而非厌恶，对都市生活方式（如繁忙、喧嚣、复杂、流动等）的理解而非抗拒，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显示作家应有的价值选择。……而恪守传统的农业社会和非都市社会的价值立场去评价当代的都市生活，则不是隔靴搔痒，就是盲人摸象”（注：扬苗燕：《摇动的风景——都市文学与都市意识随想》，《特区文学》，1996年第2期。）。然而， 这种既非“对都市的沉迷”更非“对都市的拒绝”的“当代都市意识”究竟又是什么呢？显然理论的提出者除了表明一种积极的历史主义理性态度外，并未正面回答。此外，“不是对都市的沉迷”和“更不是对都市的拒绝”这类话语本身潜伏着一种自我颠覆的危险，即认定都市包含着某种事先约定的“罪恶”，沉迷其中则与都市意识无涉，拒之千里则又与历史发展相违。故在其深度心理模式中仍与一种“乡村美，都市恶”的原始记忆相通。再考察一下旗号下的创作实践及一些非旗号推动下的都市文本，则又很快发觉，这种奔向都市的努力仍然是复杂和尴尬的（除少数作家作品，如俞天白的“大上海人系列”小说外）。清醒的历史主义理性同作家的经验世界和文化记忆存在着很大的距离，都市文学或市民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仅表现为写都市或写市民的文学，作为现代性诉求的都市价值座标或都市生活的“内在美”，则依然是架构于理论想象中的一片绿洲，有时情况恰恰相反，写都市的激情又悄然转化为对都市的拒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