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4-0181-16 在我们这个一向崇尚“以礼教立国”的国度，道德主义的光荣与梦想、阴暗与血腥造就了一种难以解释的历史记忆和难以排解的复杂心结，因而，道德问题也必然成为现代思想界难以轻易回避与轻松绕过的一个沉重命题。由此，“新民德”成为近现代以来知识分子的一种首先或优先的思考，而“伦理的觉悟”也成为其所召唤的“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P41)。而在对道德主义的历史问题进行清理与批判的同时，正是因为对泛道德主义的反感，曾为至善至上的“道德”概念在被逐出神坛后也似乎反转为了一个被唾弃与遗弃的恶性语词。然而，道德概念的沦落并不意味着道德问题的终结，恰恰相反，它因此暴露出了更多需要继续深思的问题。在这样一个语境之下，张光芒在《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2]（以下简称张文）中提出道德形而上的问题，并呼吁重建一种新的道德主义，一方面有些“不合时宜”（因为在许多人看来，“道德”概念至少已经沦落），一方面却也是一种必然（因为道德问题与道德问题的讨论还远未终结）。因此，张文引起批评与争议，似乎也不足为怪。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张文“不合时宜”的思考是其对一直所致力的启蒙问题论述的深化，它所表露出来的问题意识也是深刻而严肃的。但殊为可惜的是，也许是太急于表达一种解决问题的主义了，其所论述的可能性意义并未得以充分的分辨与展开，论述逻辑的混乱与不合之处也多显示出理论结构的某种强制性。从学理意义来说，一种简洁清晰而又无所不包的主义看似能够化解复杂的问题，却也往往能够遮蔽问题的复杂性。因之，笔者在对其问题意识的意义表示出一种必要的同情时，也不得不对其所疏漏的问题作出批判性的辩答与解释。 一、必要的同情：道德形而上问题的意义理解与内在理路 阅读目下刊发的关于道德形而上问题讨论的一系列争鸣文章，或破或立，其所阐发的立场与见解不能不说各具一定的合理性；不过在笔者看来，他们所表达的观点其实并无什么根本的对立与矛盾。诸如对启蒙问题的理解，除了思路的差异外实在看不出有何本质区分。由此不难理解，原作者为何会在一次又一次的“质疑”与“反质疑”中反复申明自己并无二致的立场，又为何会在反复提醒对方注意自己的问题实质时所表露出的一种不被理解的苦恼。应该说，论争本身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它至少使最初稍显模糊与租糙的言说在反复辩解中更为清晰和细致，但从愈辩愈不明、愈辩愈离题的论争过程来看，笔者又不能不指出论争所存在的内在缺憾，这就是：作为对话或讨论前提的内在同情的缺失。这也是立论者各有所据却难以形成有效沟通的基本原因。试想，如果对不同意见首先在情感上采取一种激烈的排斥态度，如何能憭作者之本心，得原文之深意？而如果站在仅凭一己之意所划定的人为界限之内，又如何能真正切入问题内部来展开论析？因此，批判的前提性问题就在于，如何能首先排除罗素所说的一种情感意义上的“尊崇”或“蔑视”，达致一种学理意义上的“假设的同情”。这样，当我们以同情的理解去面对道德形而上的问题本身时，首先需要理解的几个问题是：道德形而上主义所要表述的是一种什么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来源于什么样的知识背景与意义诉求；而来源于这种知识背景与意义要求的问题意识又是如何表述和被表述的？其表述之方法论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朱学勤在多年前的一篇近乎忏悔录式的文章中曾椎心痛问学界同人，至今读来仍觉振聋发聩，心有戚戚。他所感慨与质问的是，同时代的学人们当年在缺乏学术环境的特殊时期关心问题却苦无学理，而“身陷大学环境”之后，“学会搬弄学理，却可能遗忘了问题，更遗忘了勇气”[3]。实际上，从当下充塞于各处的大量为“做”而“做”的文章中已然可以发现：问题意识的缺乏已成为学术体制化之后知识分子思想能力相继萎缩的普遍性表征。而在笔者看来，道德形而上的提出，首要的意义即在于它所内含的一种自觉的问题意识。 在泛道德主义的旧问题尚在清理、仍需清理的时期，张文的新道德主义本意即使在澄清问题，却也可能使本来就枝蔓甚多的道德问题更加复杂难解。因此，道德形而上主义之所以引起争议，首先还在于它对道德问题的涉入。接下来的问题是，道德形而上主义为什么要重涉比较敏感的道德问题，它的旨意何在？如果仅仅从回应现实的时代意义来理解问题，道德形而上主义也许并无什么新奇之处。在一个社会转型与变革的时代，尤其在习惯以道德思维总结一切问题的文化结构中，往往会堆积出诸多真真假假的道德问题。从“五四”时期的道德革命的呐喊，到90年代以张炜、张承志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张扬，不就是虚虚实实的道德危机的一种表征吗？所以，如果仅仅从时代意义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就可能仅仅将道德形而上主义理解为一个道德问题，并从90年代余烟未散的道德理想主义那里找到根据，将其指斥为一个业已失败的“伪问题”。事实上，道德形而上主义虽然涉及道德问题，但并不必然是一个道德问题；准确地说，它应该是一个涉及道德的道德哲学问题。这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解释道德形而上学的原理却并不将其仅仅解释为道德问题是一个道理。道德问题与道德哲学的区分在于：前者是将道德作为一种标准来下结论、做判断，它回答的是正确与否的伦理问题；后者是将诸如理性、自由意志作为道德本身的原则，它回答的是一种道德原则为何可能与如何可能的知识问题。如果混淆了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所提出问题的真正意义。 在张文中，道德形而上学的思考与其说是来源于康德哲学的启示，不如说是在康德哲学启示之下对文学启蒙问题思考的一种内在延伸。原作者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语境下的启蒙原创性问题的梳理与发掘，而道德革命问题则是其启蒙反思的一个内在命题。因此，道德形而上实际上是在启蒙问题意识的背景下所生发的一个文学启蒙的问题，而道德形而上的提出也正是去试图反思“未完成的启蒙”给历史、现实遗留下来的种种困惑与难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恰恰是‘反启蒙’文学起到了‘启蒙’作用，且启蒙效果要大得多，而功利性极强的启蒙文学反而尴尬地陷于启蒙功能的无效缺失状态”？从这一思路出发，张文认为，启蒙文学缺乏强大的审美力量就在于对道德形而上建构的忽略，而与此相对的实用主义则成为启蒙文学的一个盲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