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战后日常语言学派出现后，以后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诸多相关思想对西方传统哲学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但对于该学派思想史地位的界定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议题。对于这一问题，当下国内的主流理解主要契合于维特根斯坦研究专家P.S.M.哈克的消解立场。哈克认为，日常语言分析并不是一种处理哲学问题的新途径，而是要持有一种更加彻底的立场，将传统的哲学问题全部转化为语言问题，这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开创性所在。在这一强立场下，日常语言学派不但对立于早期分析哲学，同时也对立于一切传统哲学范式。但哈克的这一强界定绝非公论，在西方学界实际上存在着很多试图将日常语言思想融贯于传统哲学脉络中的界定。比如“语言学转向”这一概念最初的提出者古斯塔夫·伯格曼就认为，这一转向的目的是透过语言更好地探索形而上学问题，不同之处只在于研究者是以用于交流和表达的日常语言为研究对象，还是以前语言的逻辑句法为研究对象，前者被称为“日常语言哲学”，后者则被称为“理想语言哲学”①。进一步的广义化界定来自于纳特·汉森，他将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称为“批判的”语言哲学，而将奥斯汀一派称为“建设的”语言哲学。与哈克的界定全然不同的是，汉森恰恰认为当语用学与语义学完全分离之时，亦即当哲学与意义问题全部被转化为日常语言的实用层面问题之时，日常语言哲学不但没有获得独立地位，反而走向了终结②。 虽然以哈克为代表的传统维特根斯坦一派(其中很多成员是直接受教于维特根斯坦的学生)以严谨的态度捍卫维特根斯坦文本的“本义”，但在英美实际发生的思想潮流中，维特根斯坦思想生命力的长期保持主要依靠一些非日常语言分析专家的工作。如彼得·斯特劳森和约翰·麦克道威尔都有鲜明的语言哲学背景或参与过关于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讨论，同时也深耕于传统哲学，尤其是德国观念论哲学。澄清日常语言哲学如何被他们拓展到主流认识所排斥的哲学层面，对于将日常语言哲学思想运用于文艺理论研究至关重要。 一、日常语言学派的怀疑主义问题意识：常识与事物的日常存在方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常语言哲学影响下的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性解读可以说是英美学界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以亨利·阿利森为代表的先验观念论维护者更关注康德哲学作为一种认识论系统的整体有效性，而以彼得·斯特劳森和保罗·盖耶为代表的新派则更关注康德哲学问题意识的缘起，他们将康德先验观念论的核心指向界定为反怀疑主义，将康德哲学的原初动机认定为对于之前哲学中经验问题的处理。虽然这一问题在康德本人的哲学建构中并没有被着重凸显，但在一些辅助性著作中，他明确指出过，怀疑主义作为一种对于根本性问题的质疑方式，其中包含着其自身的“真理性”问题。比如，在《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康德指出休谟关于不存在先天知识的结论是仓促而不正确的，但并未将休谟哲学作为一种怀疑主义的类型加以否认，而是承认休谟打破了他自己教条主义的迷梦。康德指出，对于休谟来说，因果概念的正确有用及其对整个自然知识的必要性并不构成其怀疑的对象，关键在于“这个概念是否能先天地被理性所思维，是否具有一种独立于一切经验的内在真理，从而是否具有一种更为广泛的、不为经验的对象所局限的使用价值”③。休谟的怀疑主义并不是一种特设(ad hoc)的怀疑主义，康德指出，休谟的困境正来自于他从人类的日常思维中发现了因果范畴先天起源的必然性，但也正是由于日常思维这一来源，他认为只能从经验中人类所能运用的日常方式，比如经常性联想或者作为主观必然性的“惯习”出发来推演这一先天范畴，而正是这种一以贯之的原则使他遭遇了怀疑主义的困境。康德所举出的休谟的反例是洛克。在康德看来，洛克之所以没有遭遇怀疑主义，是由于他在经验之中虽然发现了这些先天范畴，却随即将这种发现等同于能从经验之中推演出这些范畴。这种不一致使得洛克的“知识”实际上无视经验界限之所限，而膨胀到了一个非理性的领域。简单地说，康德哲学最初的问题意识缘起于经验及其界限的辩证关系，将经验之界限作为认识之普遍可能性的先验条件，而非可知与不可知的界限，这种视角转变就抽离了普遍怀疑主义的基础。正是这一问题意识，促使康德哲学被日常语言哲学的视野所捕捉。 是否应当赋予反怀疑主义如此大的权重，甚至将其视为理解整个康德哲学的核心？这正是传统康德研究者与日常语言学派的争议焦点。但是，日常语言学派对这一问题的捕捉，反映了某种贯穿于语言分析哲学脉络中的整体问题意识，它并未如哈克所言，随着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出现宣告断裂，而是始终存在着一个关于语言哲学的整体智识工程。通过追溯早期分析哲学的问题意识和思维方法，我们可以看出日常语言哲学是如何在康德哲学中找到立足点的。 实际上，在早期分析哲学的奠基时代，有两个问题共同形成了之后语言哲学的锚点，一个是关于常识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对象存在的逻辑描述问题。首先，罗素、弗雷格和早期维特根斯坦往往被认定为语言分析哲学的起源式人物，这是由于他们都对语言的逻辑形式化贡献颇多，但实际上，常识问题的奠基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因此必须强调G.E.摩尔的地位，他试图通过强化常识自身的立场而与怀疑主义正面对抗。虽然当时还没有出现“日常语言”这一明确概念，但在1925年发表的论文《保卫常识》中，摩尔就开始尝试不借助任何特殊的哲学概念来研究人类知识的基础。摩尔在遣词上不仅止于“常识”这个层面，甚至倾向于使用“老生常谈”(truisms)来表明其立足点的平常性④。他指出，关于这些“老生常谈”，可以列出一系列相关命题，这些命题被视为诸多例证(examples)。比如“此刻存在着一个活生生的人类身体，那就是我的身体”，“这个身体在过去的某一个时刻出生，而它持续存在至今，尽管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自从这个身体出生以来，每时每刻都存在着许多其他的事物，它们具有三维的形状与尺寸，我们与它们的距离或近或远”，“同样，这类其他事物就这么存在着，与这个身体有所联系”，等等，这样的命题都可以被归结为关于自己、自己的身体及“更早时候”的问题⑤。摩尔认为，这些命题之所以是真的，是由于绝大多数人类所属的那个类别都是可以用这些命题来描述的，无论我们何时写下这些命题，它总是指向一个存在于之前的时间中的我们自身。由此，凡是就这些基本命题所展开的质疑，实际上都指向“某个之前已经知道它的时刻的我们”⑥。因此，最终能够符合这些基本命题的其他命题也都是可知的。摩尔对抗怀疑主义的思路就是表明其自身的可能性实际上是由常识或者日常语言引导的，由此，哲学的怀疑主义问题都可以被转化为对日常用法上对方究竟(on earth)在问什么的澄清。实际上，摩尔在此时已经试图将哲学问题还原为可用日常语言表达的命题，而每一种存在类别，比如人，都有其无法突破的命题网，是诸多命题勾勒出了我们的存在基础，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我们的认识对象。在1935年的另一篇论文《一个外部世界的证明》中，通过“举手的摩尔”实验，摩尔将其常识立场发展为一种普遍的、关于日常事物存在之真实性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