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20)05-0053-07 近几年来，我与一些中国学者合作，在文艺理论领域讨论“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China Question of Critical Theory)。我们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学术范式与方法的反思出发，希望这个讨论有助于超越中西二元模式的思维定式，把中国视为世界的中国(China of the World)，而非世界与中国(China and the World)的两个不同存在，并进一步思考普世论与特殊论等更广泛的问题[1][2]。作为学术讨论，我们通过批判与反思，探究问题的缘起、症候及其后果，也即中国当下学术语境中所言的“问题意识”。我们的讨论是在中国和国际学术圈同步展开的，在《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和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等中英文期刊，以专辑和专栏形式开展对话与讨论。我们希望这个讨论不断进行下去，并有更多的学界同仁参与对话和讨论。 围绕这个主题，武汉大学文学院于2019年12月初主办了“文明互鉴与对话：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学术研讨会。“文明互鉴与对话”是武汉大学李建中、李松两位教授的倡议，点明了“理论的中国问题”的宗旨与方法。我们提出理论(或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宗旨和目的就是文明互鉴，是理解世界中的中国与世界中的其他文化、文明、理论传统的相互融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关联。对话乃是这种理解的不二法门。武汉会议讨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其中一大主题是中国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关系。我未曾研究过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武汉会议上许多专家的精彩发言让我受益匪浅。在这里不揣冒昧，就此话题表达一些感想，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研究方法：历史化与元批评 古代文论、古代文学是人文学科的一部分，而人文学科(humanities)可算是人类文明最古老的学科。在古代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希腊，宗教、形而上学、哲学、史学和文学传统源远流长，本来不分轩轾，也无学科分野区分。学科的建立和制度化乃是现代性的产物，来自现代化发源的西方。学科的建制到了中国，必然具有中国特色。如中国不太在意区分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和人文学科(humanities)，常常笼统称为文科。今天中国的正式称呼是“哲学社会科学”(如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理论的中国问题”目前在中国主要是文艺学、美学学科领域的事，从属文学和哲学两大学科。美学在中国既算文艺学，也算哲学，不过大部分做美学研究的学者都在文学系任教。古代文论、现代文论(包括马列文论、西方文论)都是文艺学圈的，但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学圈似乎要更走得近些。这是中国的学科划分。我长期在美国大学任教，现在我的学科划分是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中国研究目前的学科归属，跨越了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这两个大学科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现在也笼统搅拌在一道，都算跨学科研究。区域研究是一种地缘政治的划分，产生于1940年代后期的冷战初期，起初是美国对苏联及其东欧阵营的研究，后来扩大到包含亚洲、中东、拉丁美洲等地缘政治的战略布局。区域研究的主导范式是反共，到了1960年代，研究框架延展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确立了“反共”与“发展”两大主导范式。与中国研究相关的文化研究则是1980年代西方左翼思潮在欧美学术界的产物，理论资源包括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后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和理论预设上，文化研究与区域研究往往是对立的。到了今天，两者在英语国家的学科建制上却逐渐合流了[3]。我从事的中国研究，涉及文史哲和当下政治社会各个方面(除了经济与法律，那是我的短板)，也就无所谓学科分野。所以，我们武汉会议在学科建制上可算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对话：古今对话、中西对话。细究起来，未尝没有一种跨越现代的感觉。但并不是跨越到什么后现代或后后现代，而是向古代那种学科混沌、融合的状态穿越和回归。分分合合，学科划分在不断变动。 其实学科分野并非天经地义，知识和思想都是历史的产物。理论研究的主题是思想观念，多半是抽象和思辨的概念演绎和论述。做理论的人往往以为自己讨论的是规律、法则和真理，容易陷入自我设计的抽象概念的解释学循环之中。因此，很可能忽略了思想和概念的历史脉络，忘记了所谓规律、法则、真理原本都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是文明的传承和变革，并非亘古不变。所以我们在进行人文反思时，必须反复强调理论与概念研究的历史化(historicize)和元批评(meta-criticism)方法。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历史化、元批评这两个主轴，乃是当代西方理论的纲领性方法，对我们而言有纲举目张的含义。需要强调的是，历史化不是历史主义(historicism)。历史主义是西方启蒙理性主义的重要一翼，黑格尔主义为其荦荦大端。其要义，认为历史乃循某一目标，沿一元轨迹逐步进化。简言之，黑格尔主义所代表的西方启蒙理性主义的历史观是一元决定论加进化论。 而我们提倡的历史化，是要把这种黑格尔主义历史观放置到历史中反思和质询，追溯其来龙去脉。哈贝马斯指出，黑格尔主义是现代性思维的集大成者，视人类历史为所谓“绝对精神”的进步、发展、演化过程。但现代性在哈贝马斯看来乃是尚未完成的过程，黑格尔对历史的思考也是开放的历史的一部分，而非什么绝对精神或终极真理[4]。对历史观(即历史的思想和概念)的反思和质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左翼“后学”的主旨。哈贝马斯属于这一反思思潮，法国思想家阿尔都塞、福柯、德勒兹等，更是开启现代性思维批判与反思的主将。他们提倡的历史化反思就是元批评，是对概念与思想的批评与反思，即批评的批评、反思的反思。所以，历史化与元批评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我们强调历史和元批评的角度，不仅是思考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的角度，也是自我反思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就是要把理论话语置放在历史的语境中，追溯其来龙去脉，考察思想的形成与历史现实的关联；这个从历史来拷问理论构成的角度，也就是理论自我反思的元批评角度。 文艺理论的主旨是梳理表述人文情感的语言符号(包括文字语言、视觉语言、音乐语言)。晚近的文艺理论聚焦语言符号在文化中的核心作用，视野超越了文艺和审美的情感表述。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更加重视语言符号的理性表述，主题移向抽象的西方形而上学或哲学的话语结构。因此，历史化、历史主义、启蒙理性和黑格尔主义等话题成为理论的核心，往往不再重复理论的“文艺”前缀词。换言之，后学从语言和文艺理论的反思开始，实际上包括了现代性思维和理论的方方面面。尽管如此，文艺理论依然是我们就相关话题展开对话的最佳出发点。聚焦语言符号、情感审美，纵观历史演变。“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意即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