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在一些人眼中，只是一种单一的社会学批评。这肯定不是正确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在评论、分析文艺现象时，十分重视对其所体现的社会心理和审美心理的分析，从而形成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指导下的心理分析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文艺现象从存在方式来看，主要不是物质存在，而是精神心理的存在，因此心理分析对于文艺批评而言，具有本体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历来以意识形态的分析见长，意识形态的分析说到底也是精神心理的分析。过去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时，主要着重于意识形态的分析，它虽然也是心理批评的方式，但其主要视点集中于心理意识的政治思想倾向，它关涉的主要是文学的社会指向性。现在，我们从现代文艺学的发展态势来观察和分析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可以看到心理分析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的应有之义，它有关文艺批评的社会心理和审美心理的分析的理论，很有价值，值得认真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康德的美学思想有明显的唯心主义的印记，但又在揭示艺术的审美特性时，取得了真理性的认识。这正如梅林所说：“康德是科学美学的奠基人，尽管他可能认不清他的美学规律的历史局限性，尽管他把只应当视作相对的当成绝对的”〔1〕。 康德美学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审美活动是一种无功利、非概念的、对于人类具有普遍性的快感活动，这里虽有绝对性的成份，但其确实揭示了审美活动的实际规律，这就是应把审美活动视为一种与认识、道德活动有所区别的东西，区别之一在于审美活动主要特征是引起心理上的快感，是人们心理各种功能的自由、协调的运动，即是说它在活动形态上主要是心理因素的运动。没有这种心理的感觉、感受、情感、想象等诸种心理因素的自由、协调的运动，就根本谈不上是审美活动。任何尊重艺术的特性、规律的批评家，都必然在对文艺现象进行评论时，要进行心理上的考察和分析。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从一开始就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在对文艺现象的具体切实的研究上，因此有自己的心理学上的视点和设定。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2〕。马克思在这里指明对于艺术和文学，不能仅从理性的逻辑抽象层次上去理解，而必须从心理学的角度去把握。只有从心理学上，才能说明文艺的理性与感性统一的特征。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于人的存在而言，“正在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3〕。 传统的理性主义仅仅在理性的层次上对文艺进行研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的着眼点之一，就是恢复了人的感性层面，真正从理性与感性统一的高度，对人和社会进行全面把握。马克思说：“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作准备的发展史。历史本身是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4〕。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 人是理性和感性统一的有机整体，人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既从理性又从感性才能完整地加以研究，对于充溢着感性心理的文艺来说，更应当如此。马克思在对于人的这种完整把握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人学，也建立了他的美学和文艺批评学。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对于文艺心理分析的重视，就是基于这种对人的整体认识。20世纪的哲学文化对传统理性主义的片面性提出了批判，要求恢复对于人的感性层面的理解和体验。这一问题在当代的突出，更加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中，这种把恢复人的感性层次作为对人和社会认识的出发点，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识、艺术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观点完全一致。马克思主义把艺术看成是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在文艺批评中仅对艺术进行意识形态分析就了事，它并不排除而且恰恰还要强调对艺术进行深入细致的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各部分各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它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板块。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多种中介环节，其中突出的就是由人们的个性心理活动构成和体现出来的社会心理。普列汉诺夫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明确提出社会结构的五个基本层次： 一、生产力状况； 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 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的政治制度； 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人的心理； 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5〕。在这五个层次中，第一和第二层次就是社会的经济基础，第三层次是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第五层次是社会意识形态，而第四层次是“人的心理”。“人的心理”是沟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上层建筑各部门之间的中介环节。文艺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它反映了“社会中人的心理”，而且通过对“社会中人的心理”的捕捉来反映决定这些心理的经济和“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制度”。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并非完美无缺，但他所提出的在文艺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人的心理”这一中介，是相当深刻的。他认为，“一定的生产关系适应一定生产力的状况，而一定的社会制度适应一定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性质却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同时并决定着人们的智力、道德和一般所谓整个精神的发展”〔6〕。 普列汉诺夫又说过：“一定程度的生产力的发展；由这个程度所决定的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些人的关系所表现的一种社会形式；与这种社会形式相适应的一定的精神状况和道德状况；与这种状况所产生的那些能力、趣味和倾向相一致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7〕。 联系到这些关于文学艺术产生的过程和环节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普列汉诺夫有关社会结构的公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社会精神、道德的精神心理状况→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等社会意识形态。这一公式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论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但又不是马克思原话的重复，他着重强调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并不一定是对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直接反映，对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进行直接反映的是社会的精神心理，文学艺术对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反映，以及它们对文学艺术的决定和制约作用，往往通过社会精神心理这个中介发生。恩格斯晚年多次指出，他和马克思为了反驳历史唯心主义者的谬论，常常强调社会经济基础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他感到遗憾的是，自己和马克思都“不是始终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8〕。显然，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论述， 对于弥补马克思、恩格斯的遗憾，科学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