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中国悲剧》是熊元义同志十年来进行文学理论探索的一部学术性专著。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为文艺本体论，中编为性格转化论，下编为中国悲剧论。各编相对独立，在内容与逻辑上又内在关联和贯通。以“回到中国悲剧”冠书名，对中国悲剧的观照式研究显然是作者立论的着力处和落脚点。但却并不以中国悲剧作为论述的起点，作平面式的展开，而是从文艺本体论这个学理性较强的问题入手，深入浅出，显示出一种高层建瓴的理论气势。 在20世纪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理论的批判解构风潮之中，文艺本体论问题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人们所忽略和冷落。而熊元义却十分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并把它视为对一切文艺现象展开论述的逻辑出发点。熊元义认为，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一切文艺的本源，在这个基础上界定了作家、艺术形式和读者在文艺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出发，作者将讨论进一步延伸到文学作品人物形象的性格塑造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观点。他指出，“文学是人学。但是，我们是反映可能的人，还是现实的人？是把握抽象的人，还是行动的人？”如果把社会生活作为文学的本体，那么文学显然应当是反映现实的、行动的人。他认为，当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观和近年流行的人道主义历史观，都脱离了历史、现实的实际轨道，不能真正地理解历史，不能正确地把握现实的、行动的人。因此，正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观指导下形成的神本主义文艺观和“三突出”的人物塑造理论是反现实、反历史的一样，在人道主义历史观指导下形成的人本主义文艺观和所谓人物性格二重组合理论，也是一种虚幻的理论花环，既不能说明经典作品中人物形象的艺术魅力，也不能切实指导现实创作。近几年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种现实主义重新崛起的现象，熊元义是较早关注这一现象的批评家，他把这种类型的作品称之为“历史现实主义”，认为历史现实主义作品对人物塑造的实践，已经将人物性格二重组合理论检验出局。当代文学的人物形象塑造并不在人物的性格矛盾中滞留，而是把艺术的笔触深入到人物内心多层次动机的剖析及其和人物外在行为的关系上，既写出人物动机和行为的统一，也写出人物动机和行为的悖离，“既不消解人物的神圣的一面，也不清洗人物庸俗的一面。”这些论述既讨论了理论问题，又密切联系当前创作实际，表现了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的互相生成的不能舍弃的联系。 在学理上突破中国美学传统无悲剧的学术成见，对中国戏曲小说贯常的大团圆结局作出新的美学解说，是本书的一个特色。作者认为，像《窦娥冤》、《赵氏孤儿》等剧在结尾处使受害人的冤屈得到伸张，这本身并不是消解了悲剧，而是突出了中华民族文化中正义必定与邪恶抗争、必将战胜邪恶的崇高精神。这种看法，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这一论点的学术意义是值得关注的。它不仅从审美习俗上对中国悲剧作了学理上的清理，而且阐扬了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国文化精神烛照下的有中国特色的悲剧精神。这种悲剧论不是以西方悲剧概念为尺度去衡量作品，而是从中国悲剧实际出发，在理论上总结其审美特性。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将中西悲剧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熊元义将中国悲剧精神概括为四句话：邪恶势力可以碾碎我们的骨头，但绝不能压弯我们的脊梁。身躯倒下了，灵魂仍然要战斗。中国悲剧既有正义力量和邪恶势力的先后毁灭，即悲剧冲突双方的先后毁灭，也有正义即“道”不但得到延续，而且是克服重重困难和阻遏后取得最终胜利。在这一方面，它和西方悲剧没有根本上的区别。但是，中国悲剧对现存冲突的解决不是寄托于某种“绝对理念”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而是诉诸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冲突的物质力量即正义力量。这样，中国悲剧就和西方悲剧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而中国悲剧的大团圆不是抽象的，它具体地表现了这种正义力量战胜邪恶势力的历史过程。中国悲剧的悲剧人物不但是历史正义的化身，而且在道德上还是完美的。中国悲剧的正义力量不是因为自我的局限而遭受毁灭，而是因为邪恶势力的摧残扼杀。因此，正义力量的暂时毁灭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罪有应得，而是无辜的。正义力量在大团圆这种现实世界的延续中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最终战胜和消灭了邪恶势力，达到了历史的进步和达到的进步的统一。 同时，熊元义也指出了中西悲剧各自的优劣。在他看来，追求历史的进步和道德的进步的统一，是中西方悲剧的共同境界。中国悲剧通过否定和拒绝邪恶势力实现这个统一，西方悲剧则是通过否定人自身的缺陷和罪过完成这个统一的。和中国悲剧人物追求自身的完美一样，西方悲剧人物也追求自身的完美。不过，中国悲剧人物的塑造是从“性本善”的观念出发，将这种追求表现为守节，西方悲剧人物则大都是有罪的，毁灭包括自我毁灭是自我惩罚或以赎前愆。这种不同也表现在悲剧冲突上，中国悲剧的悲剧冲突主要发生在邪恶势力与正义力量之间，很少有悲剧人物的内在冲突。中国悲剧人物对外在的邪恶势力的斗争是坚决的，一往无前的，义无反顾的，这是中国悲剧的优势。但是，中国悲剧不敢正视悲剧人物的自身缺陷。即使存在某种缺陷，也曲意修正、美化。西方悲剧则有所不同。其悲剧冲突尽管也表现在正义力量和邪恶势力之间，但主要地表现在悲剧人物身上，西方悲剧人物在自我反省中主动承担责任，是值得中国吸收和发扬的。中国悲剧人物和西方悲剧人物都有主动放弃的行为，但是，中国悲剧人物的放弃和拒绝是继续斗争，是继续抗争，西方悲剧人物的放弃是退让，是自我否定。 此外，作为一部学术性的专著，《回到中国悲剧》在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上亦有一些成功的探索、尝试。在研究和把握当代一些文艺现象时，本书没有局限于文艺自身，就文艺论文艺，而是力求打通文史哲各个方面，尽可能从多层面、全方位、多角度进行系统的把握和解决。例如，作者对“妥协”“磨合”论批评，就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辩证“妥协”“磨合”论对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曲解上，而是深入地挖掘它的历史观即鼓吹“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说和它的阶级属性及其危害。书中无论是对中国古代文论，还是对西方文化，都没有局限于进行现象的罗列和比附，对一些文艺观点不是孤立地寻章摘句，而是鸟瞰整体，把握宏观。作者在分析“新批评”派的文艺本体论走的是形式主义的老路时，不是简单地找出几个与形式主义文论相同的论点，而是比较深入地解剖了其哲学基础和整个文艺观。这就与那种盲目寻章摘句，抛开文艺观念的哲学基础，只就个别观点进行中西文论比较的做法相区别，产生了不同的研究效果，是可取的，值得借鉴的。
